从香港的视角看内地的“全民公益”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既高度赞赏广东政府在推动公益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作为领先全国，也以学者的理性评价认为，内地全民公益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与香港相比，可能还要走过30年的历程。
社会管理创新支持全民公益发展
南方日报：广东走在全国前列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健民：深圳学习香港比较早，政府购买服务、简化民间组织登记等等。相比于内地，广东整体都比较开放。
我认为广东的开放不仅仅体现在简化登记程序这些方面，这些措施在大陆一些经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可以推行，但广东的开放更体现在政府容许民间有更多的可能性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过去一两年我们注意到，广州的“光头哥”反对“光亮工程”、年轻人给市长送自行车、学生反对地铁内饰维修等，广州政府的处理手法都很开放，远远领先于国内其他地方。
这是更广义的公益了，不单是把“第三部门”作为政府的补充，也允许“第三部门”监督政府和政策倡导。如果要谈“社会管理创新”，一些政策法规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出台，但允许民间监督、倡导的空间，其他地方都比不上广东。
南方日报：全民公益与社会管理创新是什么关系？
陈健民：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参与公益的门槛降低，从而让最广泛的普通人参与进来。此外是赋予民间监督政府和政策倡导的功能，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让政府政策更加以民为本。
但这两个部分现在并没有做好。要达到“全民公益”，人们要非常便利地去捐款和从事志愿行动，这家要求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平台去做，这就要允许社会组织很容易地登记；二是要有资源去做，这就要赋予募款的资格。
但现在的情形只能说是发展趋势刚刚开启。要达到“全民公益”那种每个人都可以捐款、做志愿者的情形，首先还要解决开放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问题。而更进一步地允许民间监督、倡导，则还完全没有启动。
内地与香港相差30年
南方日报：内地的公益发展跟香港相比，差距有多大？
陈健民：非常之大。香港有两个登记渠道。一个是社团登记，过去今年申请通过率是98.5%，没有通过的1.5%是有黑社会嫌疑。另一个是公司登记，登记后去税务局申请一个慈善地位，只要你的服务内容属于教育、扶贫、宗教及其他，就可以很容易取得募捐和免税的权利。
结果就是，捐款成为香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每个星期有几天，NGO去街上“卖旗”，也就是募捐。“卖旗”已经成为香港很多NGO除政府拨款以外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香港市民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开展公益活动。很多香港人的第一个义工任务就是帮所在幼儿园“卖旗”，因为香港有90%的学校都是NGO办的。
南方日报：也就是说“全民公益”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健民：现在大陆先进城市的“全民公益”，类似于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情形。政府开始理解应该让民间团体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大陆要走到香港现在的位置，可能还需要30年的历程，不过我对于南部比较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