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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保局前副局长杜少中:关于北京空气的“大实话”

 

 

空气质量改变唯一的根据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自己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而不是看哪个大使馆在干什么。

民间自测,我不反对,但建议,一不要绑架公众,煽动情绪,二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减排上。

PM10还没有达标,这时候提出PM2.5,没什么意义。

和CPI一起,PM2.5被收录入7月刚刚上市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大气领域的专业名词在2011年的秋季迅速为公众所知,裹挟着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愤懑情绪,那时也正是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微博“巴松狼王”粉丝飙升的时刻。

过去几年里,首都北京频遭空气质量风波,而作为官方发言人的杜少中,总在风口浪尖。北京奥运前后,他直面摄像机和话筒,共接受了1400多人次的采访,参加了100多场新闻发布会。2011年至今,还是因为PM2.5,他又经历虚拟世界里的“奥运危机”,面对微博里动则上千人的质问、谩骂,他甚至发出“敢问路在何方”的感慨。

虽然“领导喜欢听不惹事儿的话,公众喜欢邪乎的话,媒体喜欢有冲突的话,没人喜欢实话”,但他说自己坚持说实话,也从不删微博,尽管这样的实话也总是伴随争议。

2012年2月,他卸任副局长和新闻发言人职务,转任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挺过来了”。带着新书《微薄之力在微博》,他日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回溯那些关于北京空气质量的“大实话”。

你怎么敢说“从未达标”

南方周末:你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的12年,正是中国环境问题的累积爆发期,北京恰是全国的缩影。如何评价北京现在的环境,尤其是空气质量

杜少中:一句话难以说清,总体评价还是三句话:

环境质量和自己比有进步;和应该达到的标准,和好的城市差距很大;仍需努力。

这三句不是虚话,且缺一不可。没有第一句话,不是说抹杀了谁的成绩,而是会让大家觉得没有希望了。第二句话,差距还很大是不争的事实,比如PM10,1998年的年日均浓度是180微克每立方米,现在是120微克每立方米,虽然下降了1/3,但标准是100微克每立方米,没有达标,加上接近指标临界点的天数,一年之中有百十天空气质量不好。

北京空气质量,按照四项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PM10)的年日均浓度总体评价,从来没有达过标。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很惊讶,你怎么敢说这个话。不是敢说,我也不是第一次说。我当新闻发言人八年了,一直这么说。

南方周末:会不会有很多人并不太认同“环境质量和自己相比有进步”的判断?

杜少中:讲实话得有真凭实据,从1998年开始,北京治理煤炉,取消了4.4万台柴炉大灶,治理了1.6万台燃煤锅炉,1998年134天的采暖季,二氧化硫超标天数106天,但2008年只有9天。

这些年,从大气污染源的煤、车、工地、工业四个方面,北京又采取了16个阶段、200多项措施来应对,包括老旧车提前淘汰、提高油品标准,倡导公众少开一天车等。很多人看不懂,觉得乱。这些措施涉及所有人,有人说这不是把责任推给公众了吗?其实NGO、政府,都是由个人组成的,公务员和其它市民一样,是环境保护的参与者,也是污染的制造者。

北京今天能举办奥运会吗?

南方周末: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国媒体还是担心北京空气质量,为什么?

杜少中:奥运期间污染物浓度几乎和发达国家一样,国内人士觉得我们在改善,当时的质疑主要来自国外。比如一家日本媒体采访时问我:日本有一个村庄(没有指明哪个村庄)受到了污染,是不是北京影响的?我说,有没有数据?大气环境是相通的,判定一个地方是否影响了别的地方,要有专业的评估。

那天北京空气质量不大好,他第二个问题是:北京今天能举办奥运会吗?我说,今天是2007年6月7日,北京没有举办奥运会。明年我们会给出满意的答卷。他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这两个问题问了三遍。我很生气,但是不能失态。

外国人不相信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做这么多事儿。你给他看图片、数据、采访市民,到平房居民体验,他才相信。

南方周末:可是奥运结束了,为什么国内民众仍有争议,比如2011年引起全民关注的PM2.5争议。

杜少中:之前是外国人质疑,现在是中国人质疑。为什么奥运后国内公众更关注环境了,因为大家看到你原来可以做到啊!但这是极端措施,如果现在天天单双号、外地车不进来,工厂停工了,工地不干了,周边省市,连山东的污染源也控制了,我们做环保的最开心。

奥运会是很好的尝试,但不能像奥运会时完全用行政手段,行政、法律、经济手段都需要用。我现在到环境交易所,就是用市场手段,这是一种综合手段,也应该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个理想就是空想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2011年那场PM2.5引发的全民争议?

杜少中:公众参与PM10和PM2.5的讨论,不管起因是什么,其结果肯定是推动了环境质量改善和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我不是说是否促进了标准出台,因为标准讨论很多年了,出台是早晚的事情。

2000年,我对机动车年检厂老板说空气质量关系人民健康。老板说,我们现在首要解决职工吃饭问题!2001年,一个工地老板说,不扬尘叫做工地吗?你们家扫地还得扬尘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停工权力,管工地也和上访的一样,把车停在工地门口不让他出去。那时候公众没有什么环境意识,认为主要矛盾是吃饭。你说环保,不仅领导不接受,市民也不接受。

现在公众关心了,一些观点撞上我了,这事儿不能怨公众不了解,应该从我们身上找原因:环境质量还不够好;环境信息公开做得不够;科普做得不好。再加上一些炒作,才让PM2.5这么热。

其实我最乐意看到两件事,一是说到环保就和我命相关,二是采取奥运会那样的措施。但是能做到吗?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理想是空想。

南方周末:这个冲撞的过程里,政府、媒体、NGO、企业和公众还需要怎么做?

杜少中:首先政府要推动信息公开,企业和社会组织也要信息公开。政府要善待、善用媒体。媒体则需要克服浮躁,做好功课,不做标题党、愤青。所谓善待就是:让他们随时逮得着你(手机24小时开机);给时间多提问题(无论发布会还是个别采访);有问必答(特别是专业问题解释要不厌其烦)。当然,对不靠谱儿的媒体最好的应对是敬而远之。

NGO不要认为自己是被边缘化的,反映公众利益要客观,要求实,求是,不要靠情绪化,还要更专业。

南方周末:就信息公开而言,北京市环保局做得如何?

杜少中:也是自己跟自己比有进步,我也希望公开的更好一点。业务部门有两个缺陷导致公开受限,一是希望数据是自己的,二是数据太专业。现在是自己监测,自己公布,人家以为你作假。我觉得监测机构应该是第三方,只管监测和公布,环保局也需要买你的数据。国外监测机构都是社会机构。监测部门领导的乌纱帽和经费来源不是环保部门给,监测部门只管设备和技术,没有主观造假的动机,公布数据自然就客观,公众也就不用质疑环保部门。

关于“民间自测”的两点建议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的监测行为呢?

杜少中:这件事儿我在2011年10月份发过一条微博:“前些年我们监测并公布的是粒径在100微米以下的总悬浮颗粒物,后来改为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10,肯定还会监测并公布PM2.5甚至是PM1。但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改变唯一的根据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自己大气污染防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看哪个大使馆在干什么。”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民间发起的“我为祖国测空气”行动?

杜少中:有点情绪化,国外也没有这样用手持仪器民间自测空气质量的。我不反对民间自测,但是得按照国家规范建站、监测,设备和数据还需要专业机构认证。我的建议是,第一,不要绑架公众,三五千的仪器监测出的数据没有参考价值,就是煽动情绪、乱花钱,对于治理空气质量没有用处。第二,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减排上,监测是说清空气质量,是改善空气质量的一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减排。

环保还是一锅没有煮熟的米饭,锅热了,饭还没熟。大家都说重视,就是锅热了,但是饭没有熟,心里没有重视。心里抉择发展和消费时,没有首先考虑环保。我为祖国测空气是在狂热的环境产生的,需要氛围,但是不能过火。火旺才能做熟饭,但不能热到锅化了,饭还没熟,一下子成爆米花了。

南方周末:但是,民间的呼声,客观上推动了PM2.5纳入空气质量新国标啊?

杜少中:空气质量不是监测是治理出来的,关注PM2.5更要关注污染减排。这是根儿。PM10到PM2.5,原来政府就想干,现在公众想知道,只是公众参与的特点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进行,所以你得顺势而为。PM10还没有达标,这时候提出PM2.5,有多少意义,没什么意义。

真正重视环境,应该用环境承载力来确定发展速度,不是定一增长数字,让环境配套。这个屋子100平米,不能进2000人啊,现在进来2000人,人就吊着,挂墙上,挂墙上不舒服就喊。现在你给我钱修阁楼,做成这样就算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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