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先生2010年10月28日去世之后，关于他的文字资料逐渐多了。当年11月，自然之友发行了一本专辑《纪念梁从诫先生专辑》，今年7月1日，纪录片《梁从诫》在清华大学首映，8月4日《梁从诫环境文集》发布，同时发布的还有《纪念梁从诫先生专辑》（续）。
自然之友编的两本专辑，主要是梁先生在环保公益领域的朋友同事写的回忆文字。读了这些文字，我发现，字里行间都是赞誉、怀念、深情，我们还没有试着去梳理他在环境问题上的思考。
拿到《梁从诫环境文集》后，我一直在想，可否着重梳理一下他的环保思想。了解他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也许有助于我们今天的行动。所以，基于这本文集，我想说一下这个话题。
我其实和梁先生从未接触过。2004年入大学，参与各种环保活动，我在多种场合见到他，但从未和他说过话，至今还记得的一个画面是，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做演讲，我在下面听，他说即使台下只有一个人，他也会讲下去。这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录，1998年他在清华大学给学生演讲，最后说“五个人我也照讲不误”。
其实90年代那批环保人士都会很积极地和大学生接触，演讲是最主要的形式，秉持的思路与梁先生类似，“能听进去一点，一棵小小绿色种子在你们心里将来能够发芽开花，那也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一片绿荫。”
中国人多资源少
谈到梁从诫，或者自然之友，很多人都会想到“真心实意，身体力行。”这两句是自然之友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也反映在梁从诫的生活当中。
2001年5月30日，他去一个高校做讲演，之后收到该校环保社团的一个长约20厘米的景泰蓝笔台，次日他写信给该社团，说不能接受该礼品。在信中他说：
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要对环境状况的恶化承担责任。我向你们提倡简朴的生活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但你们作为对这场讲演的回赠，却正好违反了这个理念。
2002年他拒绝参加深圳市环保局的地球日纪念活动，理由是：在我国人均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全球提倡“绿色消费”的呼声日高的情况下，本人不赞成以高消费纪念世界环境日。
梁从诫很看重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环保理念，尤其是在物质消费层面，他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到他的消费观。2002年9月他和女儿“眉毛”有一次书信来往，主要谈的是对美国梦的看法。
我倒是认为，美国——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其他发达国家——对全世界环境造成的最大消极后果之一，是树立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及消费模式，并通过所谓“全球化”使这种模式成为不可逃遁的。
他不赞成美国式的消费方式，在演讲中也有提到“美国人对资源是特别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整个是地球的败家子。”
2001年岁末，他曾为《中国质量报》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忧虑》，他说：
贫与富和俭与奢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人们完全可能贫而不俭，贫困地区的贪官照样可以大吃大喝，建豪宅、置豪车；人们也完全可以富而不奢，收入虽丰却仍然安于朴实的生活。奢糜的风气不仅将无谓地消耗我们的资源、恶化我们的环境，而且也将毁掉一个民族的精神。
梁从诫在个人行为上注意与环保理念相符，基于他的一个认识：中国人多资源少，环境容量有限，变成“消费社会”将无法可持续发展。
1996年3月他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最直白的表述了这种看法，他说：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率不高，环境容量小，而人口基数又极大的国家。因此，全社会都应有意识地提倡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即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减少排放、适度消费的现代文明方式；警惕和抵制目前商业活动中那种鼓吹高消费，诱使人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惜暴殄天物的陈腐而庸俗的物质主义倾向。
这种认识让他在体验现代文明的产物时保持自嘲的姿态。1999年11月24日，梁从诫夫妇被邀请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他在文字中记述：
24日，我和老板经武汉飞到上海，住进目前浦东最高的楼房，88层的凯悦饭店。饭店当然是十足的“现代化”，以致两个刘姥姥摸索了半天还闹不明白房灯究竟该怎么开！
但他并不是要完全排斥发展，只是他对“发展”一词的理解和官方的理解不一样，而且有时候他希望把自己的理解填充到这个概念当中去。
2000年7月30日，他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座谈会》上说：
我是赞成开发西部的。中国如果只是沿海地区发展，而广大西部内地仍然落后，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西部不是要不要开发的问题，而是怎样开发的问题。
在“怎样开发”中，他认为一要吸取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古代开发西部，导致一个个绿洲沦为沙漠，丝绸之路上一座座名城成了沙漠中的废墟，二要吸取当代的经验教训。在他的定义中，西部开发必须以水为度，以生态的支持能力为度。要慎之又慎，否则将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生态灾难。
当环保与发展冲突
我曾在一个讲座上听他讲甘肃地区挖发菜的故事。此处发菜的“发”字和头发的“发”一样，都读第四声，而吃发菜的沿海人取其第一声，这样“发菜”就和“发财”谐音了，因此沿海地区的人爱吃。
他当时说，挖发菜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不环保，然而当看到当地人贫穷的生活状态之后，他根本无法再呼吁他们去保护环境。
2003年12月3日，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我曾经和一个计委的高级领导交流过，中国的资源这么紧张，人口这么庞大，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GDP的增长，缩小一点规模，要适合我们国家经济资源的支撑能力。他反问我：我一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劳动力就将近1500万，我的经济发展慢了，规模小了，我拿什么养活他们？也问的我哑口无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要现在当国务院总理，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你也未必拿得出一个完全之策。
同一次发言，他还提到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90年代在三峡视察，奉节县下面的江边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水流出来，他和县长有一个对话：
我问：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厂关掉，你就看着这个像酱油一样的黑水流到长江里去？他说：我2000工人，每个工人四口之家，小一万人，我这整个县城才五六万人，他们占了一万，我把厂关了，谁给我养活这些人？问的我哑口无言。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
通读《梁从诫环境文集》后，我们会发现，梁先生谈论环境问题，要么站在个人层面，要么站在国家层面。
在个人层面，他认为，一个认同环保的人应该过节约的生活，不尚浮华；而在国家或政府层面，他认同发展的必要性，但从环保角度出发，他不认同当时的发展方式，可能带来的消费社会也让他“忧虑”。当发展的正当性摆在面前时，他显得左右为难，所以“哑口无言”。
从“自然保护”到“环境权利”
这本书中收录的梁从诫的文章，多在2000年前后发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起步之时，文章关注的问题要么在个人层面，要么就是整体的国家层面，或者更大的人类层面。
在刚参与环境保护时，民间环保人士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多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层面，此时这个“人”是一个整体，要么是一个个人，要么是一国之人，要么是人类社会整体。
从民间环保事业发展初期的知名环境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一二，保护滇金丝猴、保护藏羚羊、反对怒江建坝、反对圆明园在湖底铺防渗膜，这些知名事件都不直接影响人的切身利益，而是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冲突”。此时环保人士是在“为无告的大自然”呼吁。
但2007年之后的情况不一样了。
2007年之后，邻避运动在中国兴起，厦门大连的PX事件，各地爆发的反对垃圾焚烧事件，什邡、启东等地的群体事件，均和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基于维护个人财产、健康、环境权利的群体行动频繁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把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已经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此时突出的环境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问题，以阶层或利益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环境问题，变得十分必要。其实不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不突出不重要了，而是这类问题很难再像2000年前后那样，得到媒体和公众的深度关注。
如果“人与自然”的冲突是2007年之前环境领域的显问题，那么2007年之后的显问题就是“人与人”的冲突。这种转移在环保组织关注的议题中也可以体现出来，热点从自然保护转到了环境权利的维护。
梁从诫环保观点的基础是人多资源少，所以作为个人，尤其是环保人士，要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不要走上消费主义的道路，以节约资源，和自己倡导的观点保持一致。这其实是对现代生活、消费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提防。换句话说，梁从诫的“环保”是站在资本主义多生产搞消费的对立面的。
但当环境保护的重心从“自然保护”转到“环境权利”之后，判断我们的行为环保与否的标准不是消耗了多少资源，关键看我们是否在争取自己和他人的环境权利，保住我们应有的环境权利才是重要的。
其中的变化，不仅仅是少了物欲层面的自律色彩多了权利因素，也说明了中国的环保人士弱化了守护自然，弱化了和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现代模式抗争的诉求，而是专注在争取环境资源占有上处于弱势的人的权利上。
当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大部分人士在为争取环境权利而努力，这无可厚非，尤其是在当前各项权利得不到保证的当下社会。但梁先生的言行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在“人与自然”这个层面，我们还需要多约束约束这个“人”。
发达国家的公民权利往往得到较好的保证，包括环境权利，但他们的环境运动并非是成功的，虽然维护了一国之内的公民环境权利，却在间接破坏一国之外的环境，污染了他国人民的环境权利。
中国环保人士对环境改善的想象应该不是这样，只考虑走“争取环境权利”一条路，这样的话，结局可能就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资源的消费量一直往上升，把污染进一步转移到更不发达的国家中去。
环保人士既要努力争取环境权利，也要像梁先生那样“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在个人物质消费和全社会的消费上多留意、多反思。
参考资料：
《纪念梁从诫先生专辑》
《纪念梁从诫先生专辑》（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