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天有2-3名孤儿被公安部门送到我们福利院，其中大部分是残疾儿童，”昨日，广州市儿童福利院有关负责人向南方日报记者透露，现在该福利院的孤儿越来越多，但院容量总归有限，部分孤儿只能想办法在院外妥善安置。
记者观察发现，和10年前相比，近年来送到福利院的弃婴、弃童，在总体特征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以前福利院会接收到很多健康的女婴、女童，很快能被家庭收养。但现在随着全社会男女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父母遗弃健康女孩的现象少了，残疾儿童或患大病的儿童占到弃孩的绝大部分。
令人揪心的是，残疾孤儿的收养率不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留在福利院生活和接受康复治疗。对于很多有收养意愿的国内公民来说，因为传统习俗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种种因素，他们宁可排队轮候等待收养健康的孩子，也不愿意收养残疾孤儿。
于是，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怪现状：福利院收留的孤儿数量趋近自身容量的极限，但有收养意愿的家庭却在一旁排队，没有那么多既符合他们要求，又身体健康的孤儿可供他们收养。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广州市儿童福利院采取了与社会组织合作抚养的方式集中安置一部分孤残儿童。
连日来，记者在走访这些NGO时发现，社会组织与福利院签订协议为孤儿提供代养服务，是保障孤儿的一种有效补充方式。
●南方日报记者 李强
管的不仅仅是吃喝拉撒
共有170名孤儿生活在信孚慈爱院，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医疗+护理”模式转变为“医疗+护理+康复+教育”的综合模式
“经过招投标程序，我们挑选出优秀的社会组织，并委托这些机构代养孤儿。在这些机构里，配备了医生、康复师、文化老师和护理员，管的不仅仅是孤儿的吃喝拉撒，而且要帮助他们提升身体机能和生活能力，使他们能够回归主流社会，”广州市儿童福利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的信孚慈爱院就是和广州市儿童福利院签约的一家NGO。从1997年开始，福利院委托信孚慈爱院代养孤残儿童，目前共有170名孤儿生活在这里，他们的年龄在2至14岁之间。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医疗+护理”模式转变为“医疗+护理+康复+教育”的综合模式。
记者来到慈爱院探访的时候正是午休时间，每间起居室里睡着几十个孩子，室内整洁干净。三四名护理员在一旁巡视，不时帮孩子拉一拉被子，防止他们着凉。在慈爱院里，护理员的数量比较充足。对于不能自理的孩子，慈爱院按照1∶3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对于半自理的孩子按照1∶5的比例安排护理员照顾，使孤儿们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去年初我们制定的‘全年6个小孩学会行走’的康复目标，不到半年就完成了，目前共有9名孩子学会了走路。”慈爱院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归主流社会，去年，慈爱院里有4个孩子被自然家庭收养，回归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真的很欣慰。”
据了解，慈爱院根据儿童的不同情况采取“一对多”、“一对一”的康复模式，有专业的康复师负责跟进，提高了孤残儿童的康复率。为了提高孩子对自然界的认知度，他们还在院内开辟出一块菜地，劳动课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去菜地里种苗，观察植物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让孩子们收获快乐。
在福利院的另一家签约NGO——白云区太和镇的高源托养中心，记者看到，这里受广州市儿童福利院委托代养了50名7岁以上的孤残男孩。
高源托养中心的负责人介绍，他们也是一间民办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属于社会组织的一类，从2007年开始承接福利院的委托，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养育残疾儿童经验。托养的50名孩子都患有中重度残疾，养育的难度较大。不过，由于机构条件有限，来到这里托养的孩子们必须是7岁以上能走能动的孩子，太小的孩子生活条件更高。
孤儿托养并非“一托了之”
广州市儿童福利院对于两家托养机构实行了经费补贴和专人监督，通过经常性的检查，随时掌握托养机构的动态
记者发现，广州市儿童福利院对于两家托养机构实行了经费补贴和专人监督，通过经常性的检查，随时掌握托养机构的动态，防止“一托了之”。
按现行代养费标准，福利院支付给信孚慈爱院和高源托养中心代养费为每人每月1560元。其中，1180元是孤儿集中供养费用，包括吃穿用度，其余的380元是财政支付给托养机构的补贴经费。孩子们的医疗费用也全部由政府负责。
孤儿的监护权属于福利院，福利院和托养机构只能是委托的关系。福利院每年与代养机构签订代养协议，安排寄养管理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其代养情况、安全设施进行监督检查，并安排社工和寄养小组成员每年对此代养机构进行年度考核评估，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保障被代养人员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福利院设有专门的寄养科，实行专人负责制，每个工作人员有责任区，负责跟踪指导托养机构的运行。在检查过程中，福利院社工和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托养机构的生活环境，着重在安全保障、食品卫生、生活护理、治病防病、经费使用上进行检查督促，一旦发现问题立刻要求托养机构整改。
福利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检查的情况来看，两家代养机构能够认真履行协议责任，逐步完善环境设施与员工队伍建设，加强员工技术培训和管理，提高对残疾儿童、青少年的服务质量。对于生活在托养机构的孩子们，福利院会组织他们接受经常性的体检，从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就可以看出孩子们是否得到了好的照料。
服务孤儿的NGO仍欠缺
社会上面向孤儿提供服务的民办福利机构仍然十分缺乏，当福利院发出征集托养机构的招投标公告后，响应者寥寥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儿童福利院共养育了2000多名孤儿，其中生活在福利院内的仅800多人，还有1300多人生活在院外的托养机构和寄养家庭。如果说生活在寄养家庭是为让孩子们感受家庭的温暖，那么由福利院外的公办、民办托养机构安置的800多名孤儿，则是对福利院有限床位资源的有效补充。
“接下来，我们将对托养机构设立严格的退出机制，如果发现他们有问题，即可按照程序取消他们的代养资格，”这位负责人说，“在孤儿养育方面，广州的任务很重。如果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够参与进来，对提高孤儿的生活保障水平将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不过，现实中是否有社会力量能紧接着跟上来也确实令人忧虑。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福利院只和信孚慈爱院和高源托养中心两家NGO签订了委托代养协议。
目前，社会上面向孤儿提供服务的民办福利机构仍然十分缺乏，当福利院发出征集托养机构的招投标公告后，响应者寥寥。
另外，民办的托养机构相对来说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孤儿生了小病尚可有医生医治，如果有大病便束手无策，还是要靠福利院来解决。有专家认为，政府要为服务孤儿的民办福利机构提供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创造条件，让它们为政府分忧。
记者同时也了解到，广州市第二福利院将于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预计2015年5月投入使用。
项目选址于萝岗区广州市救助管理站用地内，总用地面积15.3万平方米，设床位1200张，规划一期工程建筑面积2.13万平方米，投资估算1.38亿元。届时将分流一批孤儿，缓解福利院床位短缺的难题。
■民间抚养案例
“拾荒妈妈”张菲：
“就是给他们一口饭吃”
广州武警医院外科楼13层病房，阳台外晾晒着数件小孩的换洗衣物，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把头埋在棉被里，搂着一个女婴正在午睡。
值班护士告诉记者，这就是“拾荒妈妈”张菲和几个患病孤儿。
张菲怀里的女婴叫吴小妹，是唇腭裂患者，2011年曾做过一次手术。旁边病床上的两个小孩分别叫“高兴”和“新闻”，一个腿疾，一个患脑积水，正在住院观察。
1月8日，“拾荒妈妈”张菲带着4个病患儿从普宁到广州，最严重的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目前还躺在ICU重症监护室里。
张菲和孩子们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普宁民政局局长魏奕楼便亲自带几名工作人员来到广州。他们来找张菲，主要跟她商量两件事：一是看看4个孩子怎么治疗，跟医院商定治疗方案；二是说服她回去后把孩子们送去福利院。
对于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张菲的抵触情绪很明显。“我的心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乱！”
连夜照顾孩子的张菲看起来很憔悴，她不愿离开这些孩子。虽然普宁市民政局此前表示过把孩子们送到福利院后，可以邀请张菲来福利院上班，但她一直不愿接受。“我这一生都不愿看人脸色，不愿求人。我本来想有个地方给我和孩子们生活，但绝不是福利院。”
张菲说：“户口这个东西有什么重要的呢？我收养他们，就是给他们一口饭吃，就能让他们多活一天。”
以拾荒为生的张菲并没有固定收入，她每年能从普宁民政局领取一定的补助金。2012年，她每月能领取各项补贴补助3000多元，加上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这些钱用于张菲和孩子们的生活开销。被张菲收养的孩子，多是身体残疾或难治愈的疾病，治疗费用比较昂贵。
“我们从2011年以来，动员过她很多次，希望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孩子有户口了才能交医保。但她就是不肯。”魏奕楼认为，张菲无法为孩子们提供很好的生活、医疗、学习等方面环境，对于此前网友“把张菲家并入普宁市福利院分部”的建议，他觉得并不可行。
魏奕楼说，他们已主动和武警医院沟通，希望通过医院减免治疗费用、发动社会捐助和普宁民政局支持三个渠道，保障孩子们的治疗。目前，普宁市民政局给医院寄来了两万元治疗费，并给张菲送了2000元慰问金。
“我们会坚持把孩子治好。”魏奕楼称，至于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的问题，民政局会和张菲继续沟通，如果实在不同意，政府不会强迫她，但各职能部门仍会担起相关责任。”
魏奕楼说，目前张菲收养的12个孤儿，有6个是2011年之前经普宁市政府特批拥有的户口，另外6个孩子由于政策改变，现在已经无法特批入户。“只能把他们入福利院集体户口。这对今后孩子的教育、就业都有好处。”
记者观察
民间抚养的现实与尴尬
1月4日，河南兰考。一场大火夺取7名孤儿的生命，再次让“民间抚养”的话题走入公众视野。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18岁以下失去父母或查不到生父母的孤儿登记在册的有61.5万，其中10.9万人被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抚养。这意味着，我国尚有相当比例的孤儿散落于民间。
全国有许多爱心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富有，但却自愿抚养孤儿。河北的王小芬28年收养30余名弃婴；山西普通农妇杨云仙15年间收养残障孤儿40余名；辽宁郑安宏靠摆摊卖水果十几年间抚养了11个孩子……
“我就是想让孩子有个活命”。“爱心妈妈”袁厉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爱心人士的善举令人敬佩，他们让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一个家，然而如何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对于这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收养者来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问题。
袁厉害和张菲等民间抚养人士，大多数能力有限，仅能做到维持孩子的生命勉强延续下去。当地民政部门对他们“非法收养”的定性，与他们对民政部门的不信任，成为两者之间难以破解的尴尬困局。
公开资料显示，从1998年我国《收养法》修改颁布实施至2010年底，我省共有5万多名孤儿和弃婴被国内外家庭所收养。省民政厅也表示，近年来各地福利机构探索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
今年1月初，民政部针对民间个人、组织的收养行为出台新规。其中明确规定：对已具备养育条件，本人又坚持养育孤儿的，民政部门要与其签订合办协议，明确责权，纳入民政部门监管。这或许为民间抚养人士的爱心善行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湖南常德“阳光孤儿院”创办人杨绍军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抚养机构和个人的监管，让民办福利院享有和公办一样的政策支持。
杨绍军认为，政府对民间抚养机构和个人有监管权，但也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责任心”是他在采访中提到的频率最多的一个词。
民政部负责人也表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性大排查，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或许未来民间抚养孤儿将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更系统的制度保障。但这一切，都已经刻不容缓。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我们可以等待，但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经不起等待。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南方日报记者 闫昆仑 实习生 周晓敏 李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