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被烧毁的内衣厂作坊现场。
如果没有那把火，这里会是刘双云的新房。
刘双云老家的厨房。
刘双云姐姐托律师带给刘的信件。
嫌疑人刘双云。
火灾中遇害的四姐妹，她们都是未成年人。
离开故乡13年，他试图融入他乡，屡受挫败。讨薪不成，放火报复老板，受害者却与他有着相似命运。
一个曾为童工的外省青年，十余个瞬间破碎的家庭，一场让弱者愈弱的悲剧。他们是一群失去庇护的人。
网络空间的刘双云，忧伤，自省，焦虑。现实中，“连打工都要亏本”，刘双云不由感叹，“呆在这种地方太浪费青春”，希望能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
他责怪自己“为什么还那么贪玩”。那场失败的异乡恋，令他变得敏感和脆弱，“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工作不顺，爱情失意，生活的重压使现实世界的刘双云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处理”。在他取名为“美好的明天”的个人空间里，刘双云像是对自己倾诉：“这样活着多累呀！我的人生就没有改变了吗？”
放火
一路向西，刘双云沿着广汕公路，一口气跑了近40公里。趁着夜色，他在广东揭阳梅林镇的一间廉价旅社住下。
5个小时前，刘双云拎着一个黑色薄膜袋，走进自己打工的内衣厂。袋子里是装了汽油的塑料瓶，瓶盖已经拧开。几分钟后，他快步跑出工厂，身后冒起了浓烟。
他下意识离开，先是拦了一辆三轮车坐到公路边，然后上了一辆开往普宁流沙的中巴车。
昔日工友“贵州”打来电话，“你人在哪里？你打工的工厂着火了。”刘双云反问，“火大不大？”“贵州”说，“火很大，听说烧死了十多个人。”刘双云不敢相信，他连忙打电话给同厂的工友林生，得知烧死人的消息是真的。
大雨倾盆，饥寒交加，刘双云有点怕，坐上了去梅林的汽车。“因为没有做过这些大事情，不知道威力有多大。”
本刊记者获得的汕头潮南区警方讯问笔录中，刘双云称，“当时心里很乱，就想自己死掉一了百了。”他打算找农药喝下去，但在流沙、梅林两镇都没找到农药店。
2012年12月4日晚8时多，在廉价旅社的客房，刘双云拨通汕头的“110”准备报案，但“电话接通后我没说什么话，对方就挂断了”。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这些通话有8秒，但没有内容。警方是否由此通话追查到刘双云的准确位置，不得而知。
当晚，多位警察破门而入，刘双云没做任何反抗。第二天凌晨，警方对刘双云做了2个多小时的讯问。
看守所里，匆匆赶来的记者把麦克风伸到刘双云面前：“为什么要放火？”刘双云答：“因为拿不到工资。”
刘双云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新溪西村一家内衣厂打工。为报复拖欠工资的老板，从不抽烟的刘双云在小卖部买了两支打火机，在另一个小卖部买了塑料瓶，最后坐三轮车去派出所对面的加油站买了40元汽油。
刘双云的讯问笔录显示，他在一楼堆满海绵与布料的地方倒洒汽油，一直到一楼上二楼的楼梯间。听到二楼有人说话，刘双云没有把汽油全倒完，开始往厂区外跑。他扔掉了手中的塑料瓶，在布料里点燃了打火机，火苗迅速燃烧并蔓延。
这把火吞噬了13名少女和1个年轻男孩的生命，绝大多数死者未满16岁。在这些死难者中，还有广东惠来籍的四个亲姐妹，老大林亚燕16岁，14岁的林巧珍、林巧英是双胞胎，最小的妹妹林巧妙仅12岁。
他们与刘双云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家境贫寒、早年辍学，稚气未脱就已进厂打工。在刘双云看来，这些潮汕小工友虽然不大看得起外乡人，但彼此相处得还算融洽。
他们本不是刘双云的目标，却在刘双云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刘双云想报复的，只是不愿给他工钱的老板。“我拿不到钱，只好用命去跟他换。”他为无辜被烧死的工友内疚，“我放火只想让老板破产，没有想到会烧死那么多人。”
律师赖胜奇在汕头见到刘双云。刘双云告诉他：“我造了天大的孽，对不起被我烧死的同事。我以为不会烧死人，因为工厂四楼的天台可以逃走。”他希望这件事能给其他工友一点教训，不要像他那么冲动。
汕头纵火案引起了当地工人的关注。案发后第二天，同在陈店镇一家内衣厂打工的潮汕籍工人张小银(化名)赶到火灾现场外，她注意到，本来用来逃生的窗户被防盗网死死地焊紧，“那一刻，她们怎么逃生呢？”
这栋被租作内衣厂的民居，没有消防通道，窗户外都安装防盗窗，楼顶通往阳台的救生门被锁住。火光亮起，毒烟肆虐，整个楼层成了一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牢笼。
一面是14条瞬间消逝的鲜活生命，张小银痛诉放火者的“歹毒”；一面是居高不下的劳资纠纷，她希望这起惨案能成为揭露当地内衣厂黑幕的转机。她在微博里呼吁，“相关部门出来整整汕头陈店镇吧！这里有太多童工，有太多被老板拖欠工资的农民工。”
汕头中级法院即将开庭审理刘双云放火案的消息传出后，十几位打工者计划向法官呈交求情信，恳求法院“至少留下一条人命”。截至本刊记者发稿前，超过600人在信上按了手印。
童工
在汕头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6岁青年的年龄、户籍地和身份证号码。经查询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没有发现犯罪前科。
刘双云个头瘦小，念完小学五年级即辍学在家。比刘双云年长13岁的大姐刘美(化名)，16岁到汕头打工。弟弟辍学后，刘美把弟弟带到身边，照顾、教育他，希望能尽到母亲一样的责任。
“他13岁就出来了，进厂没人要，看他个子太小。”刘美对本刊记者回忆。
机器的轰隆声取代了家乡的虫鸣。大姐和大姐夫白天要去工厂打工，他们把弟弟留在出租屋里，扎一些当地人用来拜神的纸花，补贴家用。
直到两三年后，刘双云的个子长高了一些，汕头一家内衣厂愿意招他入厂。他后来听到一个陌生的名词：“内衣定型”。这就是他做的工种。
不用身份证，无需学历证明，只要有熟人向工头说句话，就能进厂做事。刘双云从童工做起，开始了十余年的打工生活。
“80后”刘双云出生在湖南攸县北部一个叫双和的小山村，这里的房屋大多依山而建，山间的平地上种着辣椒、水稻和青菜。村中只见老人和妇孺，鲜有壮年男子踪迹，年轻人都出门挣钱了。
刘家房子的二楼还是毛坯，裸露的红砖墙边挂着一个大灯泡，这是二楼唯一的电器。厨房搭建在正屋外，由三面土墙和一个草棚搭成。
整栋房子最体面的场所，是刘双云和父母的两个房间。刘双云的房间有10余平方米，除了两张床，屋里没有其他家具。刘母说，将来儿子办喜事，这就是他的新房。
刘双云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1970年代初生下大女儿刘美，1970年代末生下二女儿刘琳(化名)。
上有两个姐姐，按照“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刘双云是个超生子。他出生时，由于家里交不起超生罚款，计生人员收走刘家的口粮，赶走仅有的两头猪，还要求刘父签下800元的欠条。但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一切是值得的。不生个儿子，连吵架时都会被人奚落。“我们想要一个儿子，老了总有个依靠。” 刘母回忆。
作为老大，刘美小学没念完，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父母干农活，经常在水田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她至今还记得，那时因为欠学费的事被老师骂，哪儿有心情念书。但田地里的庄稼刨不出多少钱来，一家老小险些吃不饱饭。
都说“家贫百事哀”。家里情况比邻居差，父亲心情不好，脾气暴躁，又喜欢赌博，三姐弟经常挨打。“提起我爸爸我就心疼，因为我爸爸没有管过我们，有什么事不对就打骂。我妈妈也经常被打，现在都60岁了还是打架。我们可怜我妈妈，我妈妈很苦的。”当大姐的刘美也无奈，生活的重压让皱纹爬上了额头。
弟弟年幼，父亲嗜赌。为分担家庭责任，在同村本家刘明霞的介绍下，刘美16岁就跑到汕头打工，成了一位童工。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同村的打工者。老二刘琳16岁就出嫁，去广州花都打工。刘双云也是被父亲打出来的。“弟弟没怎么感受过家庭温暖。”刘美称。
上世纪90年代，与刘家比邻而居的大伯把原有的泥巴房推倒重建，刘家也硬着头皮盖了新房，欠下1万多元债务。
在刘母的印象里，刘双云上学时的成绩不比别家孩子差。13岁那年，他辍学了。当时，小学马上就要开学，刘家凑不出几百元学费。刘母打算到远一点的亲戚家借钱。“他心疼我，跟我说，‘妈，别借了，我不读了’。”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在双和村，未成年人辍学的现象不在少数。村民刘明霞的儿子比刘双云大一岁，家里有条件供他上学，但他上完小学就不愿再念，刘明霞没有强求。不少村民认为，能认字就行。
千里之外的广东是村里人外出打工的首选地。如今没人说得清，谁是双和村最早去广东潮汕地区打工的人。一带十，十带百，潮汕地区成为他们的希望之乡。刘明霞年轻时曾在汕头打工多年，几年前才回到老家。她解释，村里人之所以扎堆汕头，因为“那边对工人没什么要求，我们这些没什么文化，力气又小的人也可以找到活干”。
63岁的刘父早年一度到汕头“淘金”，可他写不了自己的名字，不会讲普通话，连路也不会认，只得回到山村种地。
本刊记者在双和村采访发现，外出打工并站得住脚的人被认为是“有本事”。童工现象非但不被反对，一定程度上还得到鼓励。
故乡和他乡
从13岁时跟随大姐来到广东潮汕，26岁的刘双云在外漂了13年。故乡13年，异乡13年，刘双云已分不清何处是家乡。
每年只有春节，他才会回去呆几天，经常是元宵节没过就跑了出来。他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算起来，刘美和刘琳已有十年未见，一个在汕头，一个在广州花都打工，刘美回了，刘琳又没回，两人总是错过见面。
在家的日子，刘双云话不多，常闷在屋子里，偶尔和母亲说说心事。和刘双云一起在汕头打工的工友说，刘双云开朗，有幽默感，讲义气，做事从不亏欠别人。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刘双云捐了200元。
父亲还是老样子，张口就“钱钱钱”。“我弟弟回去，有钱我爸爸就高兴，没钱我爸爸就会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别人赚那么多钱回来了。’骂我们也是，别人的女儿那么有用，我们就那么没有用。”面对本刊记者，刘美低语倾诉，极力压抑自己。她第一次如此诉说家事，情感的防线随时可能崩塌。
刘双云十余年打工，合计带回3万多元，还清盖房子所欠下的1万元外债。到了2009年，刘家三姐弟凑钱装修老家的房子，但钱还是不够。把一楼地板与正门外墙铺上瓷砖后，家里拿不出更多钱。刘母说：“为弄出个模样，我们还借了8000元。”
刘双云不是个善于存钱的人，他贪玩，爱和老乡们打麻将。大姐和大姐夫同在汕头打工，每逢弟弟过来玩，大姐劝他，钱要省着花，打工挣的可都是血汗钱，父母年纪又大，你自己20多岁了还没娶老婆，要为将来做打算。
大姐夫也教他，“没钱可以穷，就是不要去偷，不要去抢，不要去赌钱。”
从小带在身边，大姐和大姐夫就常在他耳边唠叨做人的道理。
姐姐和姐夫说的时候，刘双云只是听着，一般不出声，总是笑眯眯的，“骂他的时候他也是笑眯眯的”，姐姐就骂：“你这个人一点志气都没有，老是脸上没有血色，跟你讲正经的，你也是嬉皮笑脸。”
家里盖房子欠的1万元外债，是几年前每逢过节发工资时，大姐找他索要才存起来的。
2012年春节，刘双云原计划不回家，外面更好玩。但大姐劝他，“一起回家跟父母过个年，只需花一点路费，而你在这里就不只是花路费的钱”。
刘双云听从了大姐的建议，那时他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再回到陈店镇的内衣厂。有个朋友叫他到株洲去打工，但内衣厂的老板娘打电话叫他再回去。农历正月初九，元宵节未到，刘双云就匆忙返回汕头，甚至没跟大姐打声招呼。出门前，刘双云给母亲留下话说，自己需要多挣些钱，首先还清8000元的欠债，“亲戚一直在催，拖久了不好意思”；其次，自己已26岁了，要存钱娶媳妇。
“可能是急着回去见女朋友。”二姐刘琳听说弟弟谈了一个潮汕女朋友，打电话叮嘱弟弟：“以后要收心啊，把钱存下来。”刘双云有点不耐烦：“现在什么都还没定呢。”
其时，眼看着刘双云26岁，母亲和姐姐们很担心他的亲事。由于老父亲的糟糕名声，当地姑娘很难看上刘家。2011年春节回家，刘双云有过一次失败的相亲经历，村里人跟姑娘家说，刘的父亲为人不好，嫁到他们家不好过日子。
或许，刘双云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异乡恋情，他很能讨女孩子欢心。后来令他“痛在心里”的女友是潮汕本地人，同在陈店镇的一家内衣厂打工，刘双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心血。“他今年打工挣的钱，全花在她身上了。”刘美听弟弟说起过这个女友，她也听说，这个女孩子不只是跟刘双云交往。
刘美让弟弟试探一下这位女孩子，但“我弟弟说，她的奶奶做主，瞧不起我们外地的，不会同意。我说既然说出这样的话，那就放弃吧。”
有工友听到老板娘悄悄对女孩子说：“你嫁一个外省仔，不如嫁一个本地要饭的。”
女孩子被家人叫了回去。2012年6月底，这段“外省仔”与本地妹的恋情告吹。“走到了尽头……”刘双云在网络空间写道。“我的有缘人在哪里？难道我注定是晚婚吗？”他像是在问自己。他发现，他无法融入这个生活了13年的异乡。
“找男友不会考虑外省人。”本地女工张小银直截了当地说，长辈要求不能跟外省人走得太近，尤其是女孩子，会有很多闲话，严重的会被赶出家门。“父母觉得外省人穷，更不愿意女儿嫁得太远。另外，生活习惯和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
意志消沉的刘双云辞去在陈店镇内衣厂的工作，到广州花都投靠二姐。
刘琳把弟弟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建筑工地，负责装水龙头。但刘双云个头矮小，搬不动有碗口粗的水管。除了返回汕头的内衣厂，他别无选择。
“惨了，不得了了，又回来了。”十天后，刘双云用手机更新了QQ动态，他又回到汕头陈店镇——这个他融不进，又离不开的异乡。
许多在陈店镇打工的外乡人有着类似的感触。在当地打工超过10年，租住在潮汕传统的“爬山虎”民居里，普通话甚至都带有一点轻柔的潮汕尾音，他们已经喜欢这里，但本地人谨慎或粗暴地与他们保持距离。外乡人聚居在文光乡二片社区，除了打工，他们和本地人甚少来往。
“本地人看不起我们。”杨若水说，“我想拜老爷，都会被歧视。”杨若水(化名)来自湖南醴陵，曾与刘双云住在一间出租屋，也做内衣定型工。
潮汕地区把神明统称为“老爷”，方圆百米内就会有一个“老爷宫”。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妇女们提篮担筐奔走于庙宇间，虔诚膜拜，祈求“老爷”庇佑。尤其是正月，拜老爷活动多，规模大。
有一年正月十五，工厂老板一家去拜老爷，全厂工人照常上班。当地人拜得热闹，杨若水跟着玩了一天，第二天惹来老板大骂：“你们这些外省仔有什么资格拜老爷？”
劳资困境
在刘美的记忆里，弟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20岁时叫他自己去找工厂，他都不敢”。
打工十余年，刘双云在陈店换过无数家工厂，工作都是内衣定型。
陈店有“中国内衣名镇”之称。资料显示，全国60%的内衣来自陈店。当地大型内衣厂的比例很低。据统计，该镇规模以上内衣企业仅65家，家庭作坊式工厂有近2000家。
租一栋民房，买几台机器，再叫上几个老乡，一家内衣作坊就出现了。不办任何证照，不交税，只要招得到工人，找得到订单，就能在这片土壤上活下去。
绝大多数家庭作坊的工人与老板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刘双云辗转多家内衣厂，从没签过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更无从谈起。
内衣定型只有男人才做得起。刘双云每天7时上班，他需要把一袋几十斤重的棉，从一楼扛到四楼。当地男人没有愿意做，怕被人瞧不起，外地人从不担心。
前些年，当地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只在端午、中秋、春节等几个大节日发工资。这两年闹“民工荒”，工人难招，工厂才搞月结工资来吸引人。
虽说工资结算方式有所改善，但陈店镇内衣厂至今广泛施行的一个“明规则”是：进厂做工，押一个月工钱不发，若工人短期内辞职，工钱不予归还。
一位本地内衣作坊老板称，工人奇缺，熟手难得，一旦有工人突然辞职，交货日期肯定会被耽误。“押着他们的钱，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工人一般不肯扔下钱走掉。”
厂里没有休息日。如果家里有事，必须等老板批准后才可以请假，老板没批而缺勤，就算旷工处理，一天扣除150元。
像刘双云这样的熟手，是内衣厂的稀缺资源，只押一个月工钱就够了，年底或离职时结清。而经验不足的生手，则是规定在一个月工资外还要押上1500元，做不满两年离职，押金就不退。
对于这条“行规”，打工者虽有不满，但基本默认。不过，不少老板还会以各种借口克扣工资，这让大多数打工者无法接受。“有一句话这样说，‘挑个老板就像嫁女一样’，你挑个好老板很难的。”在陈店打了15年工的工友杨堂中深有体会。
刘美记得，弟弟曾经跟他说起过，他工厂的一个工友，做内衣定型时定错了，老板叫他赔偿，但这位工友无钱可赔，最后不仅工钱没了，还挨了老板的几记老拳。此前，刘双云在另一家内衣厂做工，也被老板打过。
为讨回打工的血汗钱，有些打工者采用了非常规手段。有工友称，2012年1月，有个贵州工友找老板结算工资，老板不给，几个贵州老乡聚在一起，在老板家把老板打了一顿，工钱也不要了。
但在绝大多数的劳资对峙中，资方处在绝对强势。在打工者眼中，敢开厂的老板多少有些“背景”，他们“斗不过”。在发生劳资纠纷时，相对弱势的工人往往会选择退让。
刘美的丈夫是一位工伤受害者。6年前，刘美的丈夫在一家木工厂打工时，右手被严重割伤，“有一条筋就没用了，他觉得手总是麻麻的”。
事故当天，丈夫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花费1.6万元。工厂老板只愿出1万，刘美自己出了6000元，生活费一分钱都没有要到。“为什么不去我指定的那家医院呢？”老板埋怨他们去了家更贵的医院，他指定的医院，9000元治疗费就够了。
丈夫是个老实人，不喜欢惹事。他们担心，要是闹到工伤，一家人在这个地方就呆不下去了，只能回老家去种地，“为了这件事，我们就忍。”
刘美在工厂做车工，计件取酬，每月能挣两千。和弟弟的工厂比较，她这家已经干了四年的工厂“钱有点难拿”，一年到头，只有清明、端午、中秋、冬至、春节等节日才结算工钱。自从中秋节那次，厂里就没再发过，相当于押了三个月的工资。
常在外面漂，刘双云也屡屡碰到不讲理的老板。两年前，他在一家内衣厂打工，和同厂一个本地女孩聊得来。但女孩的本地男朋友带人闯进工厂，把刘双云教训了一顿。
工厂老板认为是刘双云在厂里惹事，“老板叫他滚。他说滚可以，我是个外地的，你算账给我。老板就说滚出去，钱就没有。”刘美说。
双方从下午僵持到第二天凌晨，拿不到5000多元工钱，刘双云不愿走，老板就找人把他强行抬出工厂。
“这事也伤透了他的心。”刘美说。刘双云多次去讨要工钱，都被人轰出来。最终，刘双云买了把刀，来到老板办公室，把门带拢后摊牌，“如果不给工钱，我们两个就一起玩完。”他扬了扬手中的利刃。几天后，刘双云拿到了工资。
执念
从250℃高温模具中取出海绵网，用剪刀沿着机器在海绵上压出的形状绕裁，右手张合八九下，1个海绵网裁好。再裁1个，一对罩杯制作完成，定型工人赚1毛钱。
如果刘双云每天如此重复2000次，完成1000件文胸材料的定型，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元。
自2011年中秋节过后，除了春节、爱情失意后的两次短暂离开，刘双云一直在这家位于陈店镇新溪西村的内衣厂打工。像刘双云这样的熟练工稀缺，每次离开，负责招工的工厂老板娘邹文璇会打电话叫他回来。老板陈锐鹏有点凶，有工友挨过打，但刘双云没被打过。
不过，除了这次与刘双云的纠纷，陈锐鹏否认平时与工人发生过矛盾。他对警方称，他平时也没有拖欠员工工资。但他承认，他的工厂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双方的裂痕2012年11月下旬出现，“厂方说我在10月份定的文胸碗数目跟车间对不上数，我报的件数多了13份，即是报多了1560件文胸海绵碗。”刘双云对警方称，陈锐鹏怀疑他偷了这些海绵碗，刘双云解释，根本没有这回事，但陈不听，说如果不是刘偷了这些海绵碗，就是多报了件数要赚工钱，坚持要刘双云赔偿500元。
“我与老板一直理论这件事，说我确实是做了这么多的工数，但老板就是不听我解释。到了12月初，因为这件事，老板不把11月份的工资发还给我。我一直找老板要工资，但他总是不把工资还给我。”刘双云告诉警方。
张小银所在的内衣厂就在案发现场附近，管理厂内出入货、统计工人工资是她的工作。在她看来，老板说刘双云偷海绵碗，很可能是一个扣钱的借口。
“海绵厂会根据客户指定的规格来处理海绵原料，他们的原料，别的厂可能根本配不上，即使偷了也用不出去。”而且，刘双云的工厂安装了监控，工人的行为处在被监视状态。张小银说：“很明显，那个老板要吃他的钱。”
刘双云无法接受陈锐鹏“偷”的指责，他很气愤，“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老板那样说是侮辱我的人格。”刘双云称。
“你说我偷，我其实没偷，每个人都会不服气。”刘美分析，弟弟心气高，自尊心很强。熟悉刘双云的工友杨堂中称，平时他不会跟人发生口角。这位来自湖南乡间的打工者抱定这样一个执念：“是错就错，是对就对。反正我没有错，你要扣我钱，我不同意。”
“老板说这件事搞不清楚就不发还工资给我。这件事一直搞不清楚，我不是一直都领不到工资吗？要不就是我给他扣500元，他就还我工资，我又没有做错，我不肯他这样做。”刘双云的讯问笔录显示。
从2012年12月3日上午到翌日上午，刘双云密集地奔走于陈店镇劳动保障所、新溪西村治保会、新溪西村委会之间，其中劳动保障所至少去了三次，第一次让他去找治保会，第二次去让他回去等通知，第三次去让他填写申诉材料，皆未能有效调解。
“他跟我们说要去劳动保障所投诉，我们都觉得没有用。”刘双云的一位老乡称。
2012年12月3日中午，存折仅剩下63.96元的刘双云，打电话问在广州花都打工的二姐借了300元钱。当晚，刘双云对一位湖南老乡说，讨薪没有成功，村委会去协调了，但“老板给村委会的人塞了中华烟。”对此，新溪西村委会没有回应。
其间，刘双云多次找过陈锐鹏，但没找到他本人，打通电话也是匆匆挂掉，后来干脆不再接电话。
2012年12月4日中午12时多，在新溪西村一家小超市，绝望的刘双云买了把菜刀和西瓜刀，两刀插在腰部和后背，用衣服盖住，然后去工厂找陈锐鹏。陈不在家，只有老板娘邹文璇在，她叫刘双云打电话给陈。
据称，刘双云曾经找过邹文璇说起工资的事，但邹文璇叫他去找陈锐鹏就行。这家夫妻档是老板娘负责内部管理和人员招聘，老板负责购买材料和产品销售。
2012年12月4日下午1时多，刘双云多次拨打陈的手机，但接通后又被挂掉。他给陈锐鹏发了条短信：“老板你好，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就先从你老婆孩子下手，祝你好运。 ”陈很快回复：“你恐吓我吗？我好怕啊。”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陈锐鹏证实他收到短信，但手机被他掉了，没有找到。陈锐鹏说，他以为刘双云是在开玩笑。
多次找老板解释他不听，找劳动保障所和村委会投诉也没用，讨薪仍没结果，刘双云回到宿舍。“我一边躺在床上一边想，做这种人没有意思，钱也拿不到，告也告了他，越想越生气，觉得只有拿自己的命去跟老板换。”刘双云对警方称。
他先后去两个小卖部分别买了打火机和塑料瓶。卖打火机的小卖部老板和刘双云认识，是个四川人，娶了个本地老婆，他问：“你都不抽烟，要打火机干嘛？”“偶尔抽一下啦。”刘双云说。
刘双云雇了辆三轮车，坐到陈店镇派出所对面的加油站买了40元汽油。加油站不允许他直接把汽油撞到塑料瓶里，刘双云就花钱跟加油站租了个铁罐装汽油，然后再把汽油倒入塑料瓶里。随后，刘双云继续坐同一辆三轮车去工厂，但工厂的大门关着，他进不去，就提着汽油回到宿舍。
回宿舍后，刘双云在一根木棍上倒了汽油，点燃试一下火力到底有多大。
当天下午3时多，陈锐鹏工厂的铁门打开，刘双云走了进去。他的手上拎着一个黑色薄膜袋，袋里放了装满汽油的塑料瓶。进厂前，刘双云把塑料瓶瓶盖拧开，扔在外面。
据刘双云称，放火后，他给陈锐鹏打了电话，陈锐鹏接电话后说有事就把电话挂了。
吊诡的是，33岁的陈锐鹏得知工厂起火烧死人后，也一路向西，跑到普宁流沙的朋友家中，后被警方抓获。他对警方说，火灾发生时，他没有在工厂里。
起火时，内衣厂里共有27名工人，其中12人逃出，14人死亡，1人重伤。死难者多为未成年人，其中还有四位是林姓亲姐妹。这四个林姓姐妹最小的妹妹林巧妙12岁。照片里，她们显得稚气未脱。每个人只读到三四年级，就辍学打工。
2012年12月5日傍晚，远在湖南攸县的刘家父母得知儿子在汕头犯案的消息。“儿子就是我们的拐杖。儿子没了，我活着也没意思了。”年过花甲的刘母痛哭。
自救与他救
“这段时间拿工资容易多了。”陈店镇文光村二片的操场，是外来打工者的江湖。杨若水坐在大棚下，和工友们讲述他的讨薪经历，“那个老板欠我840块，欠了3年，我几天前讨回600元。”
打工者们发现，这几天，工厂老板变得“好说话”了。一张张“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红色告示贴在陈店厂区大街小巷。“劳工讨薪”、“解决年底欠薪”成了当地政府官员口中的高频词。
一些外地打工者将刘双云奉为“英雄”，因为“他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只要用钱能把他救出来，他们愿意捐款。
一个由网友组成的“汕头大火关注小组”，以打工者身份到陈店镇工厂面试，发现所有老板都坦言没有合同，不会买社保，“我们主动询问是否会签合同买社保时，他们显得很惊讶”。
“刘双云纵火是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做出的过激行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当地十多年来频发的火灾事故和工人权益的无法保障，是否也该要有人来负责呢？”调查结束后，这个小组写下《谁来为汕头的工人负责》一文发在网上。
一名来自江西的女大学生，给汕头市政府寄去一封申请信息公开的信件，要求公开对陈店小作坊安全隐患的处理信息。
番禺向阳花女工中心负责人骆红梅，到陈店镇教工友们发微博报料。她注册了一个叫“刘双云案件”的微博，希望此案能引起更多人关注。
在广州，广州市政协常委近期专题协商社会组织发展时建议，支持来穗务工人员按照来源地域建立务工人员互助协会，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提供服务，增强互助自助能力。一场“汕头大火研讨会”在中大校园举行，学界、劳工NGO和刘双云的工友，就现阶段的劳资关系、劳工权益展开激烈讨论。
汕头官方似乎加快了处理此案的速度。2012年12月17日，汕头市检察院以放火罪将刘双云起诉至汕头市中级法院。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联系了律师赖胜奇和段维，为刘家免费代理案件。刘双云在陈店镇的工友，写了一封求情信，准备在开庭前递交给汕头市中院，恳求法院“尽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至少留下一条人命”，希望“政府能多关注农民工权益”。
曾飞洋对刘双云的遭遇给予同情，他担心，刘双云的今天，很可能是绝望打工者的明天。他也为“刘双云是英雄”的看法担忧，因此组织工友座谈，引导他们回归理性：“难道除了放火，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工人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答道：“除非政府重视吧，我们工人没有权力，又斗不过老板。”
临走，曾飞洋搂着杨若水的肩膀说：“不能每个人都是刘双云，工友之间可以组织起来，与老板沟通、协商、谈判，要相信，老板也是会讲道理的。”
杨若水听后一拍大腿：“全靠政府不行，工人还得有自己的组织。”
2012年12月29日，刘双云案将在汕头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时距案发仅25天，当地强力机关“从快处理”该案的影子若隐若现。
由于担心遭人报复，刘美不得不为一家人的未来谋划。她说，等事情过后，她会举家迁到广州或长沙投靠打工的儿子，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