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舆论对于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慈善组织讨论不断，很多人将目光投向政府监管、独立审计、杜绝腐败等观点。然而关于发展慈善这件事，其根本的援助计划本身究竟是不是存在问题呢？在慈善援助已经有相当长历史的西方社会，为何慈善仍然展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低效？
《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是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教授所著，作者曾供职于以国际扶贫为己任的世界银行，他以翔实的数据和亲身调查的结果质疑那些旨在帮助穷国脱贫的一揽子计划过于低效。
如何实现高效的慈善？作者提出从商业角度出发，因利益的驱动而达成慈善的效果，听起来其出发点似乎和慈善背道而驰，但作者以一个调查者的身份证实了这种计划的可能性。西方提供的钱和物资的援助，未必是穷国想要的，即使是穷国目前想要的，也未必是其长远发展的良性动力。
这本书获得2006年 《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最佳图书，书中的许多观念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扶贫举措都颇具参考意义。
【无数人心怀善意和悲悯去帮助穷人，这些善良的人们都是西方大计划的信徒，相信它能够帮助穷苦大众。然而，传统意义上西方对全球贫困地区的错误援救方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为何在过去的50年中，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仍然无法为孩子们买到价值12美分的药品来减少疟疾死亡的病例；无法为贫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帐；无法为新生儿母亲提供3美元的补助来预防500万婴幼儿的死亡？充满同情的善举无法为亟须帮助的人带来实惠，这正是悲剧所在。”
这是作者在这本书开篇就提出的诘问。而在发达的商业社会，一本《哈利•波特》首发时就会有零售商、批发商、出版商组成的链条用最快的速度将其快递到全世界的消费者手中。他们如此有干劲，全因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对比慈善组织的低效，商业的强大可见一斑。但慈善并非正常的商业活动，市场无法在其中起到作用。
看起来慈善组织和规模宏大的援助计划似乎都很简单，不就是收集那些充满善意的援助，再将其分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就好了吗？但慈善仍然低效，甚至在部分地区起到了反作用。例如，有调查表明，对非洲的粮食援助曾经让更多的非洲人吃不上饭，原因在于最底层的人民没办法拿到这部分援助，而流入政府再被政府低价抛售的粮食完全摧毁了正常的粮食交易市场，反而让底层的人民受害。由此可见，援助者充满善意的努力工作，很可能浪费在无效的举措中。
【为何免费派发的蚊帐人们不用？而通过市场购买的蚊帐却能够完成在疟疾高发人群中的高普及率？】
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可以有效降低疟疾，对于向非洲地区提供这种蚊帐的计划也早在2005年就被各界慈善名流提及，只是，无论是援助机构还是慈善爱好者，都无法保证这些免费赠送的蚊帐能够有效地帮助穷人。蚊帐往往流入黑市成为渔网或面纱，诊所中并无存货。
一个援助项目则借用市场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在马拉维的乡村诊所以50美分的价格将蚊帐卖给准妈妈们她们是患疟疾高危人群，诊所的护士每卖出一张蚊帐可得到9美分的提成，这防止了诊所中蚊帐的流失。而在城市中则以5美元的价格将蚊帐卖给富人，盈利部分用来补贴乡村诊所的亏损，使得该项目能自负盈亏，自主运行。后续调查表明，凡是购买了蚊帐的人，无一例外都在使用，普及率从8%上升到55%。而在赞比亚，不管接受者需要与否的免费派发，让40%的接受者未使用蚊帐。
这表明，市场调节并非在慈善活动中毫无意义，而慈善组织在商业运作中往往才更愿意去调查受赠者的需求，尽管这些需求通过购买行为来体现，其结果也指向 “行之有效”。亚当•斯密认为，虽然每个社会成员都以个人逐利为出发点，但也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
【慈善援助是一项需要精细调查的工作，帮助穷人是有技术难度的。也许更重要的不是能否有足够的善意提供帮助穷人的资源，而是应当运用市场和经济规律找到帮助穷人的方法。只提供资源而忽视方法，是慈善家的傲慢。】
我们所想象的，对于慈善组织进行严格监管和审计，破除垄断，引进更多慈善组织的竞争，当然都是慈善组织在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完美的西方慈善组织中，行善的低效仍然为人诟病。而行善的“效率”问题，似乎尚不在国内舆论界的讨论之中。
自由市场中的调查者们，在解决穷人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往往比援助机构做得更好。例如在印度，痢疾这种疾病往往被国际援助者们忽视，印度联合利华公司在其中看到商机，为推广自己的肥皂而在学校和村医中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告诉孩子家长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既提升抗菌肥皂的销量，又说服村民们预防疾病。
正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脚踏实地的调查者们往往能够看到在穷人社会中最迫切的需要，并且这些需要，尚未被慈善组织发现。
糟糕的是，想要为穷人谋取利益，往往在官僚体制中存在着障碍，穷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政治权力，无法向外界告知自己的需求，国际援助机构的困难也正在于此。而那些在市场中的调查者往往做得更好，他们能深入底层去了解情况，开展真正符合当地情况的救援，即使是以市场的名义。
【联想到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慈善组织，也许重视“来源”和“去向”的背后，忽视了对“方法”和“事后评估”的讨论。“商业化”并非与慈善“势不两立”，将市场原则引入慈善运行，已经成为许多国际基金会通行的做法。】
书中将一些援助机构的调查者故事以“插曲”的形式穿插于全书，用以展现在乌托邦式大而无当的援助计划之外，那些脚踏实地的援助者取得的点滴进步。其中举出许多企业的慈善机构运用市场化的方法“行善”，尽管尚不能代替政府性的国际援助，但其市场道路则足以作为“高效援助”的榜样。
慈善机构在中国仍然是新兴的社会组织，近年来人们对其的讨论和监督，也大多集中在组织本身是否“透明”和“清廉”上，却很少有人讨论开展这些慈善计划的方法，以及如何对受援者进行事后的效果评估。
“方法”和“评估”的重要性决定了援助的“效率”。无论是传统的拥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还是新兴民间基金会，其不断展现给社会的都是“获得”和“支出”，而非“效果”。而过犹不及的“去商业化”背后，不仅在资产增值方面过于低效，其他方面的效率恐怕也难以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