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波 --- 读夏竹丽的 <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
读史时常让人感到沉重，沉重之后而明目。当合卷《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Mao’s War Against Nature）一书， 再见街头巷尾那些各式各样的横幅标语时，自己尤然有种异样的感觉。 这些横幅标语虽然写着当今时代的口号，但其表现形式却让人联想起夏竹丽女士（Judith Shapiro）在此书中诸多对毛泽东时代的描述。
第一次见到夏竹丽是1998年夏天在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那时她来听我的一次演讲，并提了几个关于中国环境的问题。之后她在准备写作此书时又曾有过书信来往。2002年初，我在西雅图的一家有名的书店里见到夏竹丽这本刚出版不久的书。 夏竹丽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首批来中国工作的美方人士。 1979至1981年，夏竹丽在长沙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英语新闻和文学。之后，她又帮助创办《中国知识分子》杂志。夏竹丽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在该校教授环境政治学。
《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是夏竹丽长期对中国的研究及她后来对环境的兴趣相结合的成果。此书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记录了建国后各场政治运动对社会、人口、经济等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些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动荡和无数的人间悲剧，这个时代的环境史也同样给人留下深深的不安。
环境问题往往根源于社会政治层面。夏竹丽在书中介绍毛泽东时代的四个典型危害自然的因素：政治迫害、乌托邦式的冒进、教条和形式主义、不适宜的工业搬迁和政府移民运动。
“人多力量大”和“什么话”
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导致毛泽东时代许多错误政策得以畅行。对诸如马寅初、黄万里这些知识分子的迫害更直接造成至今都无法弥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伤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人口统计表明中国当时有4.75亿人口。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953年，大陆人口为5.83亿。1957年7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向全国人大递交一篇名为《新人口论》的报告。7月5日，此报告在《人民日报》刊载。马寅初在报告中警告，人口的不断膨胀将严重威胁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马寅初的结论是其个人经历和对1953年人口普查报告的认真研究后得出的。1953年马寅初回浙江嵊县老家探亲时，见到村前街后多出不少孩子。他的一个亲戚也因为要养活11个孩子而穷困潦倒。
然而，毛泽东在马寅初《新人口论》中捕捉到马尔萨斯论的影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压迫是劳动人民苦难的根源，并非人口的增长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压力所致。虽然马寅初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尔萨斯论者，但当时的国家报纸和北京大学校园内成千上万的大字报，仍批判其为“危险的马尔萨斯论者”。1960年初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对马寅初和《新人口论》的批判是毛泽东的一个严重错误。 它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及时审视国家人口政策的机会，而直接导致了后来日益凸现的人口危机。 对人口问题的忽视有其复杂的原因。二战后，苏联急欲恢复其丧失的人口，积极鼓励生育，并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口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有 “多子多福”的观念；当时人们缺乏对世界人口问题的认识。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人口是巨大的资源。 以往的战争经验让他认识到：通过对人民大众的有效领导，武器先进的军事敌人同样可以战胜。1954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虽然美国有原子弹，我们有6亿人口。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也宣称，如果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原子弹进攻，我们损失3亿人口又将如何？由于毛泽东对“人多力量大”观念的推崇，使建国伊始任何控制人口的政策成为臆想。
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另一位人士是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先生。清华大学曾昭奋在《读书》杂志上撰文写到：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黄万里在《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小说。校方将《小语》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毛泽东见到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 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发表《花丛小语》，都成了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在有70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孤身一人力排众议，反对大坝上马。黄万里先生曾回忆说：“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后来，大坝上马已成定局，黄万里建议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以排泥沙。“这一点大家同意了，但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8个洞花掉8千万！”
“三年之后，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所引发的灾害一如黄万里所预料：蓄水水位高程离设计水位尚远，水库即发生严重淤积，潼关水位大大抬高，渭河下游积成拦门沙，威胁关中平原。再三年，到了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1965年和1969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
1956至1957年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后，毛泽东发起了“反右派”斗争。那些象黄万里、梁思成这样敢于直言不讳、批贬时癖、富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成为右派。对异己的排挤和不同意见的压制，毛泽东为将来推行其路线扫除了障碍。 “人定胜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所说的“人定胜天”原本是没有战胜、改造自然的意思的。刘过《襄阳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 中的 “天”是指天命，不是客观自然。往往被人们认为有“人定胜天”思想的荀子其本意也是在于以现实经验理性取代天命万能的信仰。“人的意志和力量可以战胜自然”是近代革命家对其赋予的含义。毛泽东更是承传其意，直至发挥成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工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 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大量的森林遭到砍伐，用来作为燃料。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近代林业史上“三大伐”中的“第一大伐”。其他两次分别是文革时期和经济改革初期。夏竹丽在书中写到，许多被采访的学者认为在大跃进开始的几个月里，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森林遭到砍伐。同时，人民公社的建设用材和毁林开荒也加大了森林破坏。生态的破坏加上经济政策的错误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直接造成4千万左右的居民死亡。其余的几亿中国人也是难以果腹。 1959年春天广东水灾以后，学校两稀一干难以维持，于是蒸两次显得满些的“双蒸饭”，作为先进经验到处推广。后来更出现萝卜叶南瓜秧熬在一起、看不到几粒粮食的“瓜菜代”。 刘少奇引用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那个时代，人们被号召起来“战天斗地”。经济生产和建设、生活的方方面面赋予战争的色彩。“突击队”、“攻坚战”、“冲锋”等词汇用于生活生产。这些不仅仅是词汇的变迁，更反映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虽然我们认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但报道长江大水时仍经常用“战胜洪魔”等字样。不知“母亲”何时变成“妖魔”，一定要被孩子们“征服”。 也许，至今我们尚未改变视自然为敌的心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和知识依旧十分浅薄。毛泽东时代对自然征战的一个经典事例便是对麻雀的讨伐。1956年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于是，一场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兴起。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运动也进入了高潮。该年3、4月份北京和上海3天内就分别捕杀麻雀40万只和50万只。从3月到11月间，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许多人记得全民捕麻雀的情景。各个村庄的人都在敲锣打鼓地吆喝，麻雀落到树上就得飞起，直到飞不动了掉下来。
在麻雀被列为“四害”之前， 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上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科学家的意见被远远抛在当政者的脑后。 中国捕杀麻雀的群众运动是历史上空前规模的，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了严重虫害，有些地方人行道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了，各地农田虫害更是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中国科学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报告打动了毛泽东，他在1960年３月１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４月６日，谭振林在一份关于农业的报告中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难结束后又上演了人的悲剧。几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生态学家被扣上了利用麻雀做文章造反、反对“大跃进”等等罪名，受到了惨酷迫害。1962年病逝的朱洗受到了掘坟暴尸的“严惩”！可以说，毛泽东的生态知识是缺乏的。这一方面也是我们传统教育重视文史，忽视自然科学造成的。假使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能得到多一点的自然科学和生态教育，后来的国家政策也不至于如此偏颇。以史鉴今，如今的各级政府的领导者们“生态盲者”大有其人。新疆的伊犁州面积比内地的某些省份还要大，其最高学府及肩负培养全州师资重任的伊犁师范学院多年来居然没有生物系和地理系。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温晋生、杜晓风在《人民公社化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学术论丛》2000 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之所以号召‘农业学大寨’，是因为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的挫折和国内外、党内外对人民公社的怀疑和责难，使毛泽东受到了巨大压力。为了抨击包产到户，捍卫人民公社，毛泽东亟需树立一个人民公社化的成功典范，以便把反对人民公社的‘一切怪论都打下去’。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大寨经验在相当程度上符合他的人民公社化模式，大寨的许多做法与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思想根源有天然相通之处，大寨人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兴办人民公社的正确性。所以，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大寨树为人民公社化的样板，并号召农业学大寨。”在全国一片学大寨的浪潮中，许多地区不顾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盲目开发梯田。有的甚至在平原地区堆土建梯田。人们抱着“插秧插到湖心”、“从石头缝里挤地，向石头要粮”的精神，不断破坏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环境。青海67万公顷的草原受破坏，贵州的草海在“围湖造田”运动中消失了。1936年，西南联大测绘滇池有360平方公里，文革后只剩下298.4平方公里。1970年，昆明各行各业的30万人都被动员起来填埋海埂，结果农作物难以在这片土地生长，且破坏了西山和滇池的自然风貌。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难以弥补。滇池目前面临着水葫芦等外来物种的侵害、严重的水污染等问题。希望还是有的，国家环保总局将滇池、巢湖、太湖作为重点环境整治的“三湖”。昔日的草海逐渐得到恢复，国际组织和中国群众、学生环境团体为保护草海不懈努力。在曾经首个提出“从石头缝里挤地，向石头要粮”的河北平山县也出现了民间环保团体--平山县西柏坡爱鸟协会。有时候历史的教训需要反复吸取，否则，历史会不可避免地重演。据中国新闻社2003年1月12日报道，天津市塘沽区将在南疆海岸滩涂启动中国最大的城市围海造地扩展工程，最终将造就五十多平方公里的新陆地，作为临港工业区。 “按照天津发展的整体战略部署，这块从海里“争”来的陆地，将成为乙烯、炼油、储油以及海水淡化等大项目的平台”。报道还称：“塘沽海岸线全长九十二点一六公里，沿岸滩涂约一百八十八平方公里，其中已开发占用三十平方公里。拟围海造地的二十平方公里滩涂经多年淤积，地势较高，靠近海防路一侧达海平面以上三米左右，且只有千分之零点七的降坡，至海水负二米处有五公里左右的宽度，为围海造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备战备荒”和“上山下乡” 1964年，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提出在核战争时期，应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于是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防安全，经济效益极低。1966至1975年国家累计向 “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同时由于建设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内迁和新建了许多工厂在选址时不考虑环境和经济因素。夏竹丽在书中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指出攀钢因建厂选址的错误造成至今难以解决的空气污染和金沙江污染的问题。 文革开始后，由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400万“老三届”（1966-1968届）中学毕业生面临无法安置的局面，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1600多万人，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是给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黑龙江三江平原，原本物种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被称为“北大荒”进行开荒种田。成千上万的知青被组成生产建设兵团，盲目地征服自然，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崩溃，得不偿失。在西双版纳和海南岛，大面积的热带雨林遭砍伐，来种植橡胶。大约50万知青奔赴西双版纳，在“一切为橡胶让路”指引下，破坏着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滥砍乱伐。1959至1979年，近400万亩的原始森林在西双版纳消失了。然而橡胶种植并未带来经济效益，相反1970年至1974年，橡胶种植本身的亏损为0.3453亿元。作为单一物种，橡胶种植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损失难以估量。 毛泽东对宗教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其影响下，对宗教及宗教场所的破坏规模浩大。然而，几乎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存在保护自然的教义。在西双版纳，外来的汉族移民缺乏对少数民族宗教和传统风俗习惯的尊重，任意破坏其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生产方式，结果违反自然规律，造成生态破坏。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毛泽东时代的环境灾难是沉重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环境问题”成为无稽之谈。然而，诸多问题的产生不仅仅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因素。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修筑江河大坝的计划；在1947年国民党政府就曾试图在西双版纳种植橡胶。而毛泽东时代无数的政治迫害和生态破坏是由为数众多的人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的。毛泽东仅仅是那个时代中最重要的代表而已。 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开放时期，环境问题继续恶化。昔日的政治压迫导致的生态破坏，如今更多的是由于政治腐败；昔日经济政策的失误，如今更多的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不合理因素；昔日的“口号”如今更多地被鼓励人们消费的“广告”所代替。 环境问题深源于社会本身，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密切关联。从毛泽东时代的环境教训中我们应当更清楚的认识到舆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社会的重要。一位外国学者在了解中国捕杀野生动物现状后给予这样的评价：“在这样一个对野生动物都如此漠视的国家里，实现民主和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 这位学者的评价言简意赅地将自然和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联系起来。由此而言，中国不断发展的民间环境组织不仅在丰富着市民社会，其所推动的环境事业实际上为保障人权、法制以及政治民主和自由地供了更广泛的基础。
温波：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中国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