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需要组织起来。“我们不能用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一筐青菜的形式去加入WTO"。
组织就是力量
“哪个来把路面硬化了，我喊他爷爷。”在重庆万州分水镇石碾村，村民们对修建一条通往镇上的村级公路渴望已久，无奈之下，有人半是调侃半是感叹地说。
石碾村盛产李子，由于山高坡陡，每年夏天李子成熟采收后，都需要请劳力挑到6.5公里外的分水场（市场），平均每户要支出近1000元。由于资金匮乏，以及需要占用责任田，历经几届村委会都无法协调解决通路问题。
转机发生在2002年9月。万州第一家农民合作组织，分水镇石碾村李子协会挂牌成立。李子协会首次展示自己的动员能力，就是经会员大会讨论决定，人均出资320元，筹集9.6万元，每人投劳15个义务工，很快将公路修通。开了这个好头，协会随后从政府引资13万，进一步整治公路，并修建了20口抗旱池。
现任理事长张显超介绍，公路建成当年，就为会员节省运力支出近9万元，减少烂果损失10万多斤。而这条“会员”公路的“溢出”效应，自然也惠及非会员村民，以经济功能为主导的李子协会担起了村内的部分公共职能。首届理事长林先全说，“村里有个大小事，以往找村委，现在也找到合作社，干了很多村委干的事情。”张显超则表示，待协会将来有积累的时候，会做村里的公益事业。目前，李子协会已由成立时的90户，328人发展到623户，2086人。 现在，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的出台，农民合作组织的法律身份明晰化了。由农业局农经站主管、民政登记的李子协会正在考虑转登记为工商注册的合作社。但是，即便合作社作为经济实体，更加强调增收的经济特性，张显超仍然表示会坚持组织的公益性：今年初，在万州社区文化促进会会长陆伟的影响下，协会吸纳了150多户新会员入会。这些新会员都是小户，有的甚至只有十几颗树。张说，协会的做法是优先将定价高的礼品订单交给小户，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相反，张显超现在对大户入会特别谨慎，认为“大户很容易只是借协会的名声，为自己搞事情。”
张自己有30亩承包地，算个中户。他在2002年被选为村主任，三年后因区域规划并村卸任，被会员选为理事长。当初修路的时候，他作为理事主动让出自己在山下的好地，调剂给被占地的村民，自己去开垦荒山，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对于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做协会工作影响自己的收入，他并没有感到任何遗憾。农民组织需要具有实力、眼光和公益心的精英带头人，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张显超是协会唯一的专职人员，每天拿20元补助。其他11位管理人员都是兼职，只拿少量补贴为协会做事。整个协会去年的工资开销是3800元。“管理人员都是大户，年收入1万以上，所以并不计较补贴多少。”不过，协会的运作需要经费支撑，不能长期依赖个人奉献。为此，协会正在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以为会员服务和管理的方式积累运作资金。去年，协会通过为会员统一销售李子的提成利润有2万元。
如何面对市场是合作社的一门“必修课”。协会闯出了自己的路子。过去，单打独斗的农户对市场价格不敏感，竞相杀价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经常受到商贩欺负。现在协会自有一套主张来应对：在分水（镇）场上设有办公室，随时把握李子的市场行情，以此和商贩竞价收购会员手中的李子。打个比方，你出6毛，我就出7毛，如果价格高到协会无利润可赚，就停止收购，把收购权让给商贩。有的情况下，双方报价相同，则鼓励农户任意选择买家。
“我们不会把商贩‘弄死’”，张显超强调。其中的高明之处在于，如果将商贩完全赶出了市场，那么“协会自行定价，即使不赚钱，会员也不相信你。”商贩不只成为协会购销李子的定价机制，还成为面对缺乏合作基础的农户建立自身公信力的信誉机制。张显超侃侃而谈，透出协会把握市场火候的自信。
去年，协会还集股运了四车李子到重庆，半个月期间，每千元股金分红76.5元，还给协会上交了管理费。当然，闯市场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去年夏天，协会为向外省拓展市场，试着发了2车李子去宜昌，因为路途遥远，码头转运等原因损失很大。但只要万州至宜昌的高速路建成通车，协会仍会及时把握商机，重新踏入这个向往已久的市场。因为到2010年，协会计划将现在的12200亩种植面积扩大为3万亩，需要在更大的市场上驰骋。为了把扩张的基础夯实，今年协会向区政府和区农业局一共申请了60万项目资金，如果能够到位，将用于公路、抗旱池水利项目以及技术培训。
被龙头企业“催生”的贡桃协会
在“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第三方力量推动”研讨会上，1重庆农业局经管站副站长李廷友归纳了政府扶持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四种形式：种养殖大户牵头；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基层供销社引导兴办。其中，第二种形式源于1990年代山东潍坊在农业产业化口号下推行的“公司＋农户”模式。
在万州，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模式仍然在探索过程中。从全国的情况看，尽管这种模式不乏成功的案例，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引人思考。万州区农经站站长李白亚清晰地记得，前些年区委、区政府将贡桃定为主打产品，投入专项资金40万扶持一家果业公司，结果后来这家公司与农户形成对立。
在“公司＋农户”模式下，公司和贡桃种植农户之间仅仅是合同关系，“不能以农民利益为重”。当时，公司在媒体上以4元一斤的价格刊登收购广告，卖种苗给农户，和农户签订包售协议。当桃子上市后市场不好，公司就以各种理由拒绝收购，单独由农户承担损失。2003年的一天，为研究市场，种植户张绍勇亲眼见到，一家签约农户给公司送去400斤桃，公司挑三拣四，以不合规格为由压级压价，最后只收了20斤。此外，公司提供技术服务，高昂的收费也使农户不堪其负。问题的关键是，公司和农户之间无法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机制。 “企业的宗旨是谋求利益最大化，当市场风险来临，由于一家一户传统方式经营的个体农户与占有资金、信息、管理、技术、政策、生产资料等优势的龙头企业无法平等对话，这种博弈无异于兔子搏鹰，市场风险还是由农民承担。”2
但是，离开龙头企业，农户单打独斗自行面对市场，也好不到哪里。于是，茅谷村有4户大户，包括张绍勇在内，萌生了挑头合作的想法。区农业局农经站听到消息，很快召集了座谈会，鼓励大家成立协会，并主动担任主管部门，于是协会慢慢地发展起来。现在，已有280户，856人加入，涉及6个乡镇，种桃面积2800多亩，会员收益得到保障。
茅谷贡桃协会采用的是大户牵头模式，理事长张绍勇采用了先期示范的形式吸引农户加入。他在自己的果园试种新品种，让大家眼见为实，自行选择品种，协会随后再提供技术支持。2006年争取到农业部示范项目资金后，协会引进新品种优化种植结构，由单一的2-3个品种发展到现在的4个系列20多个品种，延长了上市期，果品5-11月都有上市，降低了市场风险。在生产资料采购方面，由于统一批量购买套果袋、农药化肥，定制包装箱，大大降低了会员的生产成本。市场方面，协会在专业网站上发布销售信息，到各地推介并建立销售联系点，统一制定等级标准，注册商标建立品牌，统一申报无公害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结果销售价格远高于市场均价。不过张绍勇说，目前在市场开发上也面临困难，主要是果品进城进超市门槛高，很多地方一个柜台要先收2万，再按照交易量提成。
谈起协会对村里的贡献，张绍勇说，目前协会自身积累有限，有钱也主要是用于建抗旱池。不过协会搞过几届桃花节和采桃节，前些年是政府搭台，协会唱戏，吸引顾客前来光顾，后来协会接手主办，自己出资进行媒体宣传，间接带动了经营“农家乐”（家庭饭馆、娱乐）的村民增收。现在经营“农家乐”的20户村民中，其中部分并非协会会员。
已经和专业组织打了6、7年交道的区农业局农经站站长李白亚说，为了避免“公司＋农户”模式中“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农村发展机制，我们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专业经济协会，以此来抗衡、制约企业的垄断，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自有了协会，农民自我组织起来后，村民文明意识有了提高，不良习惯有所改观。茅谷村环境更美了。”农经站高级农经师周清泉感慨，协会给村民们带来的变化，不只是经济上的利益。
而研讨会上，四川大邑养兔协会秘书长，“兔王”张书平更是从WTO的影响来看农民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我们不能用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一筐青菜的形式去加入WTO”，张书平说。大邑养兔协会从1985年2只兔起家，后由省农牧厅牵线和国际小母牛合作，在后者“礼品传递”的扶贫模式帮助下，最终在2006年发展为3800户会员，年出栏商品兔200万只的规模。过去，协会采用引导消费的方式，使兔肉消费量随生长量同步增长。现在，为引导兔皮的销售，张书平又做起了兔皮衣服的生产加工。她在会上启发大家在看似毫无关系的协会之间进行横向联合。例如，以往种植果树通常用农药打草，现在可以在兔子协会和果树协会之间展开合作：在树下养兔吃草，兔粪做肥，形成人与自然、经济和谐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
“官办”还是“民办”
除了石碾村李子协会和茅谷贡桃协会外，还有9家合作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第三方力量推动”研讨会。政府方面，万州区委、区政府相关涉农部门均到场，和农民合作组织的负责人坐到一起，足以显示当地政府对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视程度。
万州作为三峡库区腹心、重庆直辖后的第二大都市，有25万移民，占整个三峡移民的1/5。有“移民重点在万州，万州稳则库区稳”的说法。目前万州总人口170.7万人中，农业人口123.61万人，其中，年人均纯收入683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3.6万人，年人均纯收入683-944元的相对贫困人口有12.3万人，全区目前有100多个特困村，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的重点区。
国家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大，但万州经济乏力，是典型的吃饭财政。扶持合作组织已成为万州政府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农民合作组织对库区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会议主办方，一边是区农业局，另外一边，则是“外来”组织――作为“第三方力量”的万州社区文化促进会。看得出，一直推动合作组织建设，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农业局农经站干部和农民相处融洽。他们在两天的会上一直和农民坐在一起，讨论和交流问题。
有趣的是，与会代表拿到的会议资料中，有两份在开本、篇幅、封面设计、印制时间甚至名称都十分相似的手册。3农业局的“官方”手册以合作组织基本知识、相关法规政策汇编以及作为案例的一家协会管理制度和典型经验介绍为内容。促进会手册除收录了几篇媒体对合作组织的深度报道，以及国外合作社情况简介，内容与“官方”手册大致相同，但更为活泼可读，以问答形式，穿插图片漫画，简明扼要地进行政策解读和知识普及，且对会员的参与主体性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进行了强调。同样是围绕推动农民组织发展的目标，NGO版本和政府版本，体现出不同视角的有趣对比。
看得出，万州区政府扶持合作组织的意愿很积极，但从总体思路看，似乎更多地是考虑依托龙头企业和经营实体，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发展进行具体规划。
万州区工商局副局长王晓芳介绍，区里已经纳入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合作组织有20个，民政部门登记、农业部门统计的专业协会73个，计划年内将后者纳入工商登记。
而据重庆市农业局农经站副站长李廷友介绍，“十一五期间，政府要大力加强合作社法的宣传，加大扶持力度，每年重庆地区要增加300－500个组织，参合率提高5%”。万州区的规划是，2010年全区要达到200个合作组织，参合农户达到30%，40%以上主要农产品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生产、加工和销售”。4此前在2005年初，最能体现政府意志的是，专业协会的筹建数量已被列入镇政府的考核指标。固然，政府也提出了“引导不命令，指导不包办，规范不限制，服务不指责”的原则，但现实中如何把握，确实没有诉诸文字那么简单，难免出现干预过度的情况。
而在组织发展模式方面，分水镇农办主任陈华介绍，该镇现有专业合作组织9个，农民（大户）牵头的3个，企业牵头的6个，未来还要“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四川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高圭兹强调，合作社并非一个纯经济组织，不是少数人的工具，“公司＋农户”的模式容易变种为少数下游企业老板服务的工具。因此，判断合作组织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志，是要看几年以后农户的状况有没有得到改变，而不是看企业、政府税收，或者只是组织负责人的改善。
不过，陈华提到的模式，是“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在农户和公司之间有了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地带”，合作组织如果能够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也许能够修正“公司＋农户”模式中力量不均衡带来的农民利益受损问题。更进一步，像一些发展得好的合作组织那样，如果有能力直接介入市场，取消公司环节，农民获益更大。
针对政府大力介入合作社发展的现象，万州社区文化促进会会长陆伟撰文提出，“以政府主导性制度创新为特点的前提下，多年来养成了自上而下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在农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够，自我组织困难的情况下，行政组织的影响是必要的。然而，如何借政府的力量又不损害合作组织的自治与独立原则？政府主导办协会固然快捷、效率高，但政府角色定位及介入程度与方式的把握上还有待改善。如果干预过多，力度过大或者不到位，都会影响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甚至可能扼杀协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步信用合作社和合作基金会的后履。”
万州社区文化促进会作为“第三方力量”的思路，是要推动农户成为主体，提升农户参与意识并且希望合作组织能够生长出其他的公益职能，并建立合作组织网络。
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以谁为主体发展合作组织？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现状看，目前“大多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属于松散型，成员之间眼前利益较重，合作组织领导与社员之间利益不够紧密，缺少管理能力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发展的思路”。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胡秀忠提出，现在的合作社多为政府主导，农民缺乏参与的主动性，而农民本能地缺乏联合意识，因此更需要引导其注重长期利益，强调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需要协调好集体利益与成员利益的关系、内部产权制度关系、农户与合作组织的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对大户带动的合作经济组织，陆伟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农民合作组织是出资者和惠顾者合一的组织，要坚持成员的持股额与农产品的交售配额挂钩，谨防农民合作组织一方面与私人企业、垄断组织抗衡，在保障农民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发展成为私人企业或私人企业、垄断组织的附庸。”5对这类组织而言，领导人的素质和公益心，以及保障普通会员包括小户会员利益的机制非常重要。主持研讨的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举例，几年前乐山成立了一家大户带农户的西瓜协会，因为个别人将协会作为工具，未将会员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结果短短几年内盛极而衰。
与会的社区参与行动主任宋庆华和大家分享她领悟到的想法：农民合作组织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企业，即以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三农问题）为目的的企业。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界定这类工商登记的组织为经济组织，但其属性还是不同于纯粹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的一般企业，肩负着会员共同利益的责任。此外，也许合作组织还能延伸出诸如会员权益保护、文化、公共产品供给等职能。国内一些合作社已经有过用积累资金为会员看病、子女就学提供资助的实践。
后记：截稿之时传来消息，陆伟被新成立的万州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选聘为副会长兼常务秘书长。联合会成立后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万州城区设立了一个无公害产品的专卖店。合作组织生产的产品进入专卖店前，须经农业局认证为无公害产品，并经过联合会抽查。下一步，联合会将和农业局一起，为会员组织进行技术培训，推行生产的规范标准，协助进行无公害产品认证和品牌商标注册。
注释：
1.详情请参阅24页，万州社区文化促进会介绍。 2.陆伟，《万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调查与思考》，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手册》，万州社会文化促进会。 3.《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指导手册》，区农业局组织编写，2006年5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手册》，万州社区文化发展促进会编写，2006年9月。 4.《万州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情况简介》，万州农业局，2007年4月6日。 5.陆伟，《万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调查与思考》，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手册》，万州社社区文化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