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一直侧重在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功利价值，却忽视了教育还有一些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的功能主要是：① 人的社会化，即社会整合的功能，因为“教育是生活的社会延续手段”；② 促进社会平等化的职能，通过免费的公立教育能够改善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状态；③ 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自我完善的功能。可以看到，除了接受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外，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那些经济条件低下的人和群体都希望通过占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享受到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教育，进而增强参与社会的能力，取得日后的成功。所以说，使更多的人都能受到相对好的教育，将直接促进社会公平的日趋实现。
其次，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而教育的均衡发展则是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因此，教育公平的理念应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应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
在欧美一些国家，教育公平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教育不公则被视作“国家危机”，因为它会阻塞弱势群体改善命运的通道，损害公众对社会发展的预期，更容易使公民的心理失衡，使现有的社会不公平加剧并使其范围扩大，衍生出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教育不公平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底层民众无法上升的“断裂的社会”。
我国宪法虽明确规定了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强调公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但在实施过程中，离教育机会完全公平的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在改革开放前，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出身以及城乡教育环境的差异。改革开放后，由于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的滞后与不完善、公共教育资源的不足和教育市场化倾向的影响，目前的教育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的状况。
长期以来，教育“以社会为本”重于“以人为本”，导致了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巨大的地区间、城乡间差异，造成全国范围内享受教育资源的广泛不平等。在靠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远离这些中心的地区，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都存在着非均衡，导致办学条件的明显差距，乃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总体失衡。它使得偏远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面临相当不利的处境，造成许多孩子文化素质持续偏低，最终表现为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和劳动收入的巨大差异。如果弱势群体这种状态无法得到改变，就可能引起“贫穷――失去或缺少良好的教育――贫穷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
再者，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英才教育，没有充分体现教育机会公平赋予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的特性。只看重一流人才对社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忽略了对大多数成绩一般的学生的特长与技能的培养与提高。学校和学生等级意识强烈，并把这样的不良意识散发至整个社会。现代社会应注重培育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社会每个岗位上的劳动者从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意义上说，都是独一无二、有重大价值的。每个孩子的兴趣、愿望及发展方向是有差异的，每个岗位、每种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教育必须重视这种差异，并且最大程度地为每个人提供与其兴趣、能力相符合的差异教育。否则，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社会要求就会与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产品形成严重不匹配，造成社会人才需求的畸形发展，影响社会群体心理以及主导价值体系的构建，铸成社会的不均衡与不公平。
教育公平大体包括入学机会均等、接受教育过程机会均等、享受教育资源均等以及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几部分内容。我想，实现教育公平的战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机会的均等：让每个孩子都得到享受公平教育的机会，让每个适龄儿童都 “有学上”，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学习机会上应面向所有的人，无论是哪个地域哪个阶层的人群，都无一例外。坚持起点的机会平等，并建立一定的机制，把这种平等不断推向更高水平，这体现了教育公平的最低纲领。第二步是参与的平等，就是“有好学上”，它是教育公平的高级实现形式之一：积极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必要的制度和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分配机制，尽可能使这种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竞争更加合理有序，广泛地提高办学者及教师的素养和专业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使受教育者获得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教育，进而获得今后的成功。
这第一步“有学上”，经过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数年努力已基本做到，尤其是社会力量，在过去多年中成为中国教育不公状况的“调节器”。像“希望工程”，据有关方面统计16年来已累计获得各界捐赠27亿元，在全国建立1万2千多所希望小学，培养了1万5千多名希望学校教师，帮助2700万贫困儿童重返校园。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立志于教育的志士仁人目前要做的，就是“有好学上”的普及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那些偏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了解他们的困惑和难题，踏踏实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