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沈阳、北京、河南等地的一些血友病人相继死去。他们所需的“救命药”―――凝血八因子，出现全国性断货。
“血浆少了。”这是全国3家生产八因子厂家的一致解释。
国内的浆源市场主要建立在贵州广西等贫穷地区。它出现了两个改变。首先，作为献浆主体的山区贫民，因嫌报酬低廉和献浆名声不好，而停止献浆。其次，地方政府在利用浆站改制，在重新分配浆站资源时，偏向于地方血液制品企业。
贵州当地采浆站的一名负责人员称，“如果国家再不重视献浆，不加大献浆的正面宣传，5年后可能会无浆可采。”
安康从来没有这样焦头烂额过。他被两层现实夹在中间。
一方面是，从9月份起，北京等地的血友病人因缺少八因子治病而出现死亡，吴仪副总理为此做了专门批示。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华兰生物公司的董事长，安康面临着血浆短缺，而无法生产更多的八因子来缓解局势。
“血浆太紧俏了。”华兰生物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说，公司可处理1000吨血浆，如今一年只有300吨可供处理。“现在不仅八因子缺货，包括白蛋白在内的几乎所有血液制品都面临短缺。”
因血浆不足，国内30多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10余家处于半停产状态，正常生产的只有20家左右。
安康认为，八因子短缺只是暴露出血浆危机所引发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浆源告急
一份血液制品研究报告显示，国内采浆量从2003年的5000吨下滑到去年的3100吨。
贵州是华兰公司的血浆原料基地。公司70%的血浆都是由当地供给。而安康发现，贵州血浆的供给量在逐年减少。
20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贵州龙里县华兰采浆站了解血浆量减少的真实原因。
龙里浆站办公室主任王进，在浆站已经工作了8年。在他多年掌握的数据中，献浆者几乎全部是农民，而且是最穷的那种农民。他说，现在来献浆的农民越来越少了。
李森也有同感。他是贵州黔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血源管理部部长。与浆站打了多年交道的他，遇到过骑着摩托车献浆的人，还遇到过老师献浆，但这些都是“个别情况”，非常少见，献浆者主要还是贫困地区的农民。
李森体会到献浆者日益减少的趋势。“我们一个工作人员进山发展新的献浆员，一个月穿破了两双鞋，结果只发展到了2个人。”
黔峰公司的血浆处理能力在600吨左右，但是2006年全年的采浆量也就300吨左右。
采浆量的日益萎缩已不是单单发生在贵州一个地方。
血液制品企业“绿十字”有4家采浆站，都分布在安徽省内，这两年在册的献浆员减少了20%左右，采浆量也逐年下滑。去年采浆80吨左右，而今年的上半年只有二三十吨。
事实上，绿十字生产车间年处理血浆的能力在300吨。现在的血浆量，只有这个生产能力的1/4―1/5，浆源出现严重不足。
兴业证券研究所出具的《血液制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国内采浆量自2003年起出现持续下滑，从2003年的5000吨，到2006年只有3100吨。
安徽绿十字质保部部长杨雪瑶说，今年的血浆短缺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年采浆量绝对到不了3000吨。”
献浆成为穷人的标签
华兰公司董事长安康认为，营养费低导致献浆员局限在穷人中，成为制约浆站发展的瓶颈。
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是血浆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贵州黔峰公司血源部的李森说，“这几年，山里的农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当他们了解了山外的世界后，愿意献浆的就越来越少了。”
向万东夫妻俩，至今仍定期到贵州省龙里县来卖浆生活。向万东说，他们村里现在只剩下八人靠卖浆生活了。
“我们卖血都是偷偷摸摸来的，不敢让村里的人知道。” 向万东的妻子说，为了不让孩子难过，献浆已经5年了，夫妻俩也一直瞒着两个孩子。
之所以要瞒，是因为在村人看来，“卖血的人是最卑鄙的”。
“‘最卑鄙’的意思，就是‘最可耻’。”说起这些，向万东的笑容有点尴尬，黝黑的脸上泛出些许红晕。
实际上，村民所称的卖血实为献浆，献浆也无害身体，而这却被村家当成攻击对方的话柄。献浆5年的向万东和妻子一直不敢让村里人知道，连家里的兄弟们都不敢说，“怕他们骂，嫌我们丢人”。
向万东说，“卖血名誉不好，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会再卖血。”
夫妻俩往返的车费是每人18元。这样一趟下来，每献一次浆实际只能剩余82元。在其他浆站，有的献浆者需要花费三四十的路费，献浆营养费剩余更少。
“最初，村里有二三十人‘卖血’。”向万东说，他的孩子2002年上学后，家里的开支慢慢大起来，他才开始献浆。如今原先献浆的都出去打工赚钱了，自己也想出去，可一个字都不认识，找不到事做，也放心不下老婆和孩子。
而华兰公司的董事长安康认为，营养费太低导致献浆员越来越局限在最穷的群体，是制约浆站发展的瓶颈。目前执行的营养费标准，还是10年前的85元，不少企业为了争取献浆员，才自行提高营养费到100元。
“提高营养费，势在必行。”龙里县卫生局副局长宋秀英指出。这两年汽油、柴油涨价，导致农民进城的路费增加了，部分企业给献浆员提高了10元左右的营养费，可能还不够弥补交通成本的增加。
关停违规浆站
全国156家浆站中36家被关停，贵州从43家减少到25家。
除了献浆者减少，还有一个事实同样让安康无法回避：贵州省血浆站数量也在大量萎缩。
1997年，贵州省的浆站有33家。2000年底，贵州省的浆站数量达到最高峰，共有43家。此后，随着献浆员越来越少，贵州省一批浆站无法维持生产，不能不关停。
而到了2003年，全国处于血液制品的市场低谷。这无疑给贵州省血浆站的生存雪上加霜。
“当时，临床上血液制品并不受欢迎，医生们一般不太喜欢用血液制品。”安徽绿十字的杨雪瑶说，贵州又有一批浆站因血浆无人收购，而无法支撑，最后关闭。
血液制品市场在2004年底开始回暖。但这并没有给当地浆站带来好运，相反诱发了当地浆站违规操作，招来行业整顿。
一支10克的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2003年仅卖150元，2004年开始涨价。当地一名血液制品企业的负责人称，白蛋白目前的黑市价已经炒到了600多元/10克，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2004年以来，贵州浆站不断出现违规采浆行为。
惠水县浆站，发生冒名顶替采集血浆案；丹寨县浆站，发生跨片区采集血浆案。此外，普定、施秉等6个县浆站均发现频繁采浆等违规采浆行为。
出于安全的考虑，贵州省卫生厅多次提出关闭部分浆站，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贵州省卫生厅面对的现实利益关联是，原来的浆站都挂靠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着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利益获得者，也是监管者，让浆站的管理变得敏感而复杂。
由于血浆站频采、跨区采等违规行为日益严重，最后直接影响到血液制品的安全。2004年5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开展血浆站的整顿行动。
那一年，全国156家浆站中，有36家违规的采浆站被关停。截至2006年，贵州省的浆站在整顿风暴中，从43家减少到了25家。
乱采引发改制
血浆站与卫生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监督存有漏动，改制为由血液制品收购血站。
贵州浆站在行业整顿中数量日益减少，这并未影响到华兰公司在贵州成为血浆市场的最大买家。
2004年时，华兰和当地12家浆站建立了一对一供浆关系，占了贵州总浆站数量的一半。那年，华兰在贵州的采浆量达到600吨，而2006年贵州全年的采浆总量仅1056吨。
华兰在贵州当地浆站的拥有量大幅萎缩，是发生在2006年。
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改委、国资委等9个部委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转制的工作方案》，将原为县级卫生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浆站改制，由血液制品企业收购血站，试图斩断浆站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关系，便于监管。
这一改制的背景是，在血液制品市场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单纯通过停业整顿，难以改变浆站滥采现状。
2006年，贵州省卫生厅曾先后3次通报批评了部分浆站违规采浆行为，甚至责令发生违规行为的望谟和普定县浆站停业整顿。
但是，这种震慑的威力并不大。在随后不久的检查中，贵州省卫生厅又发现紫云县浆站对浆员不按规定体检、一个浆员2个身份证、2张供血浆IC卡，出现严重频繁采浆行为。
记者在贵州省卫生厅看到一份文件，文件中是这样描述当初浆站管理的困境。“由于生产企业、血浆站受经济利用的驱使，县政府对地方利益的保护，血浆站知法犯法，长期与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使得监督管理的效果十分有限，也导致这些地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在贵州省卫生厅看到一份文件显示，对浆站进行改制，就是要改变浆站与基层监管部门的暧昧关系，加强监管。
2006年底，崔晓虎接到了贵州省卫生厅的改制文件。他惊讶地发现，文件上规定，华兰只允许在当地收购6家浆站。
崔晓虎是华兰驻贵州办事处的总经理，自1993年起，开始河南华兰公司在贵州的血浆采购。
崔晓虎说，文件不仅规定收购浆站的数量，还具体到了哪个浆站。
地方利益保护之嫌
面对外来企业浆站数量减少，本地企业负责人称，不是地方保护，“以前就是我们的，是河南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2004年以前，当时贵州的血浆没人要，不少浆站倒闭，当地血液制品企业也亏损停产。”崔晓虎回忆称，贵州有关方面甚至承诺，“华兰想在贵州要多少血浆就给多少血浆”。
然而，这个承诺随着血液制品市场的变化而没有兑现。
2004年下半年开始，白蛋白等药品价格一路飙升。次年，血液制品市场全面复苏，各类药品用药增多，市场紧俏。
而从2005开始，卫生部不再下达血浆供应及调拨计划，将浆站调拨权力下放到省卫生厅。也就在这一年，贵州省卫生厅，以文件形式调整了当地浆站资源的分配。华兰公司由12家浆站，改变为9家。
而在调整过程中，贵州黔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血浆站数量，从2家变为了5家。
黔峰生产总监杨刚介绍，此前，公司经营状态确实不好，黔峰最初的10多个浆站只剩下2家。
2006年，白蛋白药品的价格已涨到近300元，比最低谷时涨了一倍。这年，贵州省卫生厅，又做了一次浆站调整，黔峰公司旗下浆站又多了一家。
而华兰维持着9家浆站。
2006年的浆站改制，贵州浆站资源又被再次分配。参加改制的共有20座浆站，分别分配给黔峰、华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广东卫伦企业收购。
据知情人提供的数据，黔峰分配到8家浆站，华兰6家，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5家，收购1家。
黔峰可生产2大类6个品种的血液制品，它分得的浆站中有5家年采浆量达到五六十吨。华兰是家可生产3大类9个品种血制品的企业，它分得的浆站有1家可完成五六十吨的年采量。
面对地方保护的质疑，贵州省卫生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黔峰血源部部长李森笑着回答，改制中浆站怎么分配，都是贵州省卫生厅统一做的调整，“这可不是地方保护，很多浆站以前本来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河南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浆站开价2000万
因漫天要价，地方政府和企业互不让步，施秉浆站的改制至今没有进展，浆站的采浆也被迫中止。
9月19日下午4时许，贵州一家血液制品企业的生产总监走进了贵州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办公室。
当着记者的面，他掏出一摞卡递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快过节了，给领导们送点卡。”
该工作人员当即说，“哎呀，你们去年送的不是被处长退回去了吗？今年我们也不敢收啊。”
听记者说起这个亲历的场景，华兰的崔晓虎笑了起来，“可以理解，大家都在想办法竞争。”
利益的纷争中，除了血液制品企业，面临改制的浆站也加入进来。血浆紧俏，浆站奇货可居。改制中，浆站抬高收购价，血液制品企业不得不在收购中花大价钱。
截至2007年9月23日，贵州省浆站的改制仍没有结束，还有5家浆站的改制搁浅。此时，离卫生部浆站改制的最后期限，已过去了9个多月。
施秉县浆站，成为改制中的一个“钉子户”。
利益双方，一方是施秉县地方政府，一方是贵州本土血液制品企业黔峰。知情人士介绍，施秉县向黔峰开出了2000万的收购价格。
这一消息，得到黔峰有关负责人的证实。该负责人介绍，“自从今年的4月份就开始和施秉政府接触，十多次谈判，对方就是不让步。”
施秉方面认为，该县浆站新建了场所，地理位置也很好，土地价格以后也会有上涨的空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但黔峰认为，施秉的浆员并不多，一年的采浆量也就四五十吨，2000万元的收购价格实在太高。
该负责人还介绍，贵州的浆站，大多数浆站房屋陈旧、场所简陋，收购价格一般都在300万元左右。施秉新建了浆站，但价值也就千把万。
“可能是有其他企业在里面做小动作，想和我们争这个浆站，这让浆站认为自己很紧俏，所以漫天要价。”黔峰一名工作人员称。
因地方政府和企业互不让步，施秉浆站的改制至今没有进展，浆站的采浆也被迫中止。
按改制方案，2006年12月31日前未完成改制的，将被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但贵州没有改制完的企业并未被取消许可证。
贵州省卫生厅医政处相关负责人龚廉坚称，中央虽然有政策，但地方也有地方的特殊情况。具体原因，已经上报给卫生部，不便和记者讨论。
血浆使用浪费
贵州省卫生厅认为，血液制品企业太多，而生产品种较少，造成原料血浆资源的严重浪费。
记者登录四家企业的网站统计发现，华兰利用血浆可生产9种血液制品，上海生研所可生产7种，卫伦可生产4种，黔峰仅能生产2种。
“利用率高的企业，分配的浆站少，而利用率最低的企业，分配的浆站反倒最多。”知情人说，这除了凸现存在地方利益纷争的问题，还涉及到血浆的浪费，“因为，目前规定，血浆经一家企业使用后，必须作废，不得再使用。”
在贵州省卫生厅认为，目前国内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太多，大多数企业生产的品种少，造成原料血浆资源的严重浪费。
安徽绿十字质量保证杨雪瑶介绍，血浆制品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白蛋白类、球蛋白类和因子类。目前国内30多家血液制品企业，这三大类都能生产的企业，只有9家。大多数企业，只能生产最基本的白蛋白或球蛋白，而血浆中的其他成分都只能白白扔掉。
中国血友病联谊会负责人储玉光称，现在大部分血制品厂家因为技术原因，不能从冷沉淀中提取八因子和纤维蛋白原，冷沉淀都丢弃了，造成短缺资源的极大浪费。
“血浆中因子的含量本来就少，如果一个企业不生产因子类制品，浪费确实就比较大了。”杨雪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