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今年前8个月里，北京出现了11家社工事务所。此外，类似的社工机构在上海、广州等地也已蔚然成风，它们主要是通过政府或其他主体提供资金购买服务，事务所派驻社工人员到需要社工提供服务的场所，如社区、学校、医院等。
2009年6月，北京市东城区成立了首个以“社会工作事务所”命名的“助人”机构。助人的创办人李鑫表示机构的命名，主要是来源于“律师事务所”与“会计事务所”的耳熟能详，让居民直白地了解到这是为大家提供专业服务的地方。
之后，北京市还陆续成立了仁助、悦群、睦友等多个社会工作事务所。从2009年开始，新增事务所的数字更新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其实从2002年市民政局主管的北京社工协会成立，到现在的七八年内，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目前北京的社会工作事务所以及社工协会的数量，已达到了18个之多。
这些社工事务以井喷之势成立起来，与目前的社会转型过程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亟待解决有很大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曾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自上而下政策的推行，各地方政府的主动介入，出台相关促进性规定，极大推动了各地的社工事业发展。例如，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出台了“1+4”系列文件。这些文件涵盖社会建设、社会领域党建、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区管理与社工管理等内容。
从2008年起，在民政部的主导下，全国开始了社会工作师或助理师的资格考试，更是拉开了社工发展的大幕。与此同时，在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先行成立的社工服务机构也慢慢趟出一些模样来。相关岗位，主要是基层的社区服务站，开始向社工毕业生或有相关经验的人士开放。
“政府意识到社工事务所的设立，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回应社会的需求。”近邻社会服务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张杨认为，由政府主推很有必要，且思路很好。而这种方式，也可以让每个不同“点”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资源在“面”上的铺开。
如果说把“社工事务所”比作“罗马”的话，那么不管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尽头都指向一个叫“社工事务所”的罗马之地。
在北京市18家登记注册的社工机构中，以“社工事务所”命名的，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由高校与毕业生共同创办。它们在“康庄大道”上走得顺风顺水。
坐落在南锣鼓巷内的助人社工事务所，和在西城区某机关楼里办公的睦友、仁助、悦群等几家事务所都是由刚出校门不久的毕业生所办，其背后都有高校资源的支持和直接推动。如助人和仁助背靠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悦群依托的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睦友背后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所内的员工基本上都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如助人刚成立时，有2名男生和8名女生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草创队伍，都是创办人李鑫的同学或同门校友。而仁助作为在西城区成立的另一家以高职院校学生为主要服务人群的社工机构，起初也是由李鑫参与建立，现在的负责人安娜也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毕业生。在仁助未成立之前，安娜曾是助人的工作人员。助人和仁助更像是姊妹机构。而睦友、厚朴也基本是这种情况。
除了睦友，这些社工事务所大多在区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睦友尽管有着事务所的名号，但还没有注册，只是挂靠在西城区社会工作联合会下独立运作自己的项目。负责人潘星说：睦友在条件成熟时会独立出去。
随着政策的深入和政府的推进，其他一些区县也开始主动靠拢。一些高校老师自己走向前台，成立了自己的社工机构，北京温心社工师事务所（昌平区），北京绿港社会工作事务所（顺义区）正属此类。北京农学院的马泽春老师证实了温心的成立初衷主要来自北京市社工委给昌平区政府“派活”。这得到了近邻社会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张杨的证实。他曾参加北京市委社工委推动成立的10家社工事务所的揭牌仪式，了解一些内情。
近邻也是今年在朝阳区农委的推动下成立的。其实说“成立”，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它在未成立之前，早就以“浸霖”为名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善各庄的社区内开展工作了。与近邻有着类似背景和相同关注领域的另外2家社工机构，分别是朝阳区在行动社工事务所和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这3家机构原来都是以工商形式注册的NGO，如今都已经“华丽转身”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3家机构能有如此的进展，既得益于政府吸纳民间机构工作经验和模式的积极姿态，也有NGO的主动争取，利用更为有利的身份开展服务。3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是政府向他们抛出了民非注册的橄榄枝。
在协作者的“转正经历”背后，除了一次戏剧性地被领导点名要求注册登记外，更重要的是7年多来探索和积累的有效方法，以及一些可以推广和复制的模式，比如民众戏剧与成长小组相结合等本土化社会工作经验。目前，协作者在南京、珠海当地都有相应的同品牌独立机构。
协作者创办人李涛说，转变身份的最大变化是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减少了，比如以后不用老是跟别人解释自己的身份属性问题，还意味以后活动空间更大。目前，协作者和东城区民政局正在洽谈两个项目。一是为东城区的街道和社区服务站的社区工作者进行培训，二是在区民政局的推动下，未来成立东城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为区内社工事务所及社工提供经验支持和专业培训。这意味着协作者慢慢由服务性的草根机构转变成一个支持性的服务机构。
至于原先的工商注册身份，这3家机构都还保留着。在行动的主任马阳说，目前理事会仍在讨论这个问题。近邻的张杨和协作者的李涛透露，两个身份下的业务还在逐步过渡中，有待在未来厘清。李涛更有想法，表示如有可能，希望利用原有机构的公司身份，做一些有关社会企业的工作。
采访中笔者还发现，有一家名为“厚朴”的社工事务所非常独特。它既不同于那些高校和毕业生共同成立的社工事务所，也不像近邻和协作者那样由原先的工商注册的NGO转型而来，而是由企业资助成立。
厚朴成立的缘由，是一家IT公司希望透过社工事务所的项目来助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塑造企业的形象。厚朴的理事长郑丝雨告诉笔者，她曾是该公司下某公益项目的工作人员，因将社工等方法运用其中，使得培训服务更为丰富，得到公司的赏识。后经双方商讨，一拍即合成立了厚朴。目前，厚朴招募的两名社工的工资也是这家企业支持的。
尽管郑丝雨毕业于北京农学院，但因开始的时候缺乏高校支持，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去开拓督导资源。经过努力，联系到北京5所本地高校的社工专业系主任为之提供督导服务，而且首都师范大学的社工专业还与厚朴签订了共建协议，成为该校学生的实习基地。厚朴每周通过电邮将机构的服务通讯发送给督导，由他们提供意见或建议。如果事情紧急的话，则采用电话或面对面的方式请求直接帮助。
“一会四所”的发展路径
在新街口地铁站附近的某个机关楼7层的房间里，厚朴、睦友、悦群和仁助社工事务所和西城区社工联合会等几家机构挤在一起，每个机构拥有自己的办公位，2个人共用一个办公位的情形时常可见。这些办公位是由西城区社工联合会免费提供的，这些事务所在一起也可以相互交流和朋辈督导。但郑丝雨更希望厚朴能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更有利于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开展。当时笔者并不理解，但步入这个房间时，终于明白她的想法。
隔断的办公位虽挂着仁助、悦群的标牌，但没人在这里办公。睦友的负责人潘星解释，这2家机构在别的地方有办公地点。仁助因挂靠在新街口街道下，在街道办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而定位在“驻校社工”的悦群，选择将办公的地方设在月坛街道三里河第三小学。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睦友也仅有2个人在其中办公，包括潘星在内，其余的5个社工都在医院、养老机构以及社区等服务场所办公。
这4家社工事务所同时也都是西城区社会工作联合会的成员机构，接受联合会的支持性服务，比如场地、项目、督导等。西城区社会工作联合会将其与4家事务所的关系，简称为“一会四所模式”。
而潘星的身份除了是睦友的负责人之外，同时也是西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准确地说，实际上西城区社工联合会只有“一个半人”。潘星在承担睦友的本职工作之余，同时也要承担联合会的事务，如为4家社工事务所提供督导，以及申请项目。
“一会四所模式”中，独立注册的仁助、悦群和厚朴可以独自设计项目申请，而隶属于联合会下的睦友，只能通过联合会去申请资金和项目。同时，联合会也为这4家事务所共同向社工委拨下来的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进行申请。但申请下来的这笔专项资金不会直接给这4家机构，而是会放在联合会的账目上。潘星解释，联合会收取10%的管理费用，并要监管事务所执行的项目，不过他补充说，这笔费用在成员机构需要救急时可以申请使用。
当被问及如何协调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潘星回应，尽量避免两种身份带来的冲突。随着联合会的发展以及睦友的事务多起来，他也开始慢慢淡化自己在联合会中的角色。
目前，悦群和仁助在各自的学校开展驻校社工服务，协助学生处理个人、家庭以及学业等方面的需求，稍有不同的是悦群的服务群体是小学生，而仁助在某高职开展活动。睦友则将机构的定位放在老人的需求方面。而厚朴重点放在基层社区工作者的能力提升和社区草根组织的培育上。
这4家社工事务所，通过政府购买的项目维持运转，同时也在积极根据机构的能力或主推部门的要求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如悦群在驻校社工项目的同时，也在尝试承接西城区社工委委托的月坛街道精神病人康复项目。厚朴希望为街道在培训社区工作者以及打造特色社区方面积累经验，并加以复制推广，郑丝雨个人还希望厚朴尝试转型关注“社区矫正”，这也是她个人较为感兴趣的领域。
在东城区，刚刚起步的助人是北京市第一个区级社工机构，目前社区服务局限在区内的几个街道。由于机构处于启动阶段，没有太多的项目和资金，“养不了那么多人”，原来的10人团队做了一些“分流”只留下了4人，其他6人被招募到安定门街道下的社区服务站。
尽管如此，一年多来，助人还是基于突出的需求，通过政府购买开展了一些与老年人群和生育妇女有关的服务。同时，还承接一些来自区政府或街道委托的社区调查和培训、评估活动。
相比这些成立时间最长也不过一年之久的社工事务所们，更多的机构刚刚挂牌，还没有动静。
政府购买下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多家社工事务所表示，尽管有政府的购买可以维持机构的项目运作，但更希望有多元的资源，通过自己设计来获得项目，而不仅仅只依靠向政府单一主体申请项目。
如睦友希望通过积累成熟的老人服务经验去影响政府，让养老院、医院、街道等实体机构买单，而不仅仅停留在目前依靠联合会申请的专项资金上。也许那个时候，也是睦友独立发展壮大的时机。
同样，协作者创办人李涛也认为，机构不可能在未来完全依靠政府购买。他希望通过多元的筹资渠道和清晰的机构战略规划及定位来确保自己的独立性。在与政府合作中如遇到无法承担的服务委托，机构要坦诚与之沟通以做出调整。
近邻的张杨态度也很明确，如遇到此种情况，机构将与政府沟通和协商，找到合作的空间，争取独立性。合作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矛盾尚未出现。
大多数接受采访的社工事务所都告诉笔者，目前尚未出现因政府购买而带来的机构独立风险问题，但这仍值得警惕。
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的杨静老师评价，政府购买服务是未来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趋势，但社会工作是一项关注人的问题和改变人的工作，一定要扎根社区和人群，而人的改变不是一个项目就能完成的，所以政府也要有持续支持的意识。与此同时，社会服务机构也不能因政府的购买项目而丧失专业性和独立地位。她认为，社会机构靠不断接政府的项目来养活自己无可厚非，但所开展的这些项目之间要有关联性，能动地持续为了改变一个社区或者社群而开展工作，政府不能只把社会工作者“变成一个救火队员”，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去补救，更应具有发展性的眼光。
杨静同时也是近邻社工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和其他高校背景的事务所不同，她更多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做事，她不太同意将自己也划归为社会工作事务所之列。
她认为“社会工作事务所这个名字怪怪的”，社工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社工提供的不是标准化的、一次性的服务，更强调持续跟进某一个社区或社群，促进其持续发生变化，这与律师、会计事务所的业务有本质的差别，后者更像一个项目，结束后往往不会持续。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应该百花齐放，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在目前出现的多家社工事务所中，社会工作服务更多是以一连串的小组活动形式出现。但这些活动与活动背后旨在推动社区更多的参与和融合的目的之间的衔接， 笔者在采访中并未察觉。
杨静再三强调，社会工作应致力于培育社区自己的力量，动员社区各种资源解决社区问题，社工事务所是外来的机构，长期来说不可能在一个社区持续地提供服务。否则，一旦该机构离开，服务就将中断。“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至少应该持续3~5年。”她补充。
在她看来，目前广州、深圳等地先行一步推动的社会服务机构也开始出现了“仅为活动而活动”，不重视社区力量的培育和社区整体改变的苗头。这些机构派出的社工人员，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活动串串”，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不具有持续性。
而这与社工服务能否评估、由谁来评估也有关系。北京农学院的马泽春老师认为，目前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还没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第三方机构来评估，这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服务效果。
杨静最后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商业机构看到政府购买服务中蕴藏的商机，也摇身一变，开始注册成社会工作机构并从中营利。她说，在某些地方已有类似案例，北京地区也需谨慎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