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那是通往「天堂村」(Sitio Paradise)的唯一路径。但说实在的，全程几乎没有任何像「路」或「径」的地方。只有漫山遍野的杂草、玉米丛、旱稻田，睡莲乍醒的浅池和沼泽，还有被跶跶马蹄翻踏得面目全非的烂泥泞，总之没有一处是适合人走的。终点，即便真的是天堂，启程不用多久，相信一般人就已心生懊恼。
连日豪雨，把原来所谓的山路冲刷得更加无迹可寻，带路的山民三步两步，在又湿又滑、又陡又峻的路上敏捷疾行，菲律宾的明爱会(Caritas)工作同仁也步步踏实，轻松自在，还不时回首驻足，关心我这个跌跌跄跄又气喘吁吁的城市人。路越难走，心中不免越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不辞劳苦地一周几次往山上行？
成员组织多达一百六十二个，服务范围遍及两百多个国家，「国际明爱」(Caritas Internationalis)可说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不过，他们也经常是「最小」的：最小的问题，他们一概都在意；最小的村落，他们都愿去。
作为天主教组织，明爱会在超过百分之八十人口为天主教徒的菲律宾，彷佛布下了「天罗地网」，无处不在，也无微不至。就算是只有三十户、约一百五十人的天堂村，不因善小而不为的明爱会，亦不会因为「村小而不往」。
走了一个多钟头后，脚下的鞋已经变成黏着层层泥巴的「松糕鞋」，掌心也因沿途乱抓杂草来平衡步伐而割得伤痕累累。这些经历，对我(们)而言或许只不过是采访中的花絮；但对天堂村的村民来说，这些不是花絮，而是艰困窘迫的现实生活。交通的不便，让辛勤耕种的农产品难以及时送进市场；交通的不便，让教育与医疗素质都含糊马虎、得过且过。
大型组织，小处用心
明爱会的同工却选择把这些工作中的花絮，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本来，他们可以提供资源，然后安坐在办公室遥控一切；偏偏，却用了最憨、最直接的方式，一步一脚印，几乎每天翻山越岭到菲律宾南端的民答那峨(Mindanao)岛最偏僻贫瘠的原住民山区。即便，只是去探问山民是否无病无恙；即便，只是去瞧瞧传授制作天然有机肥料的方法后，农民的玉米、花生、香蕉有没有长得比较好？
这些看似微乎其微的小计划、小援助，其实背后有着无比恢宏的大理想、大愿景。「『Caritas』意思是『基督之爱』。我们相信，无私的爱可以化作无穷的力量。以这样的爱去服务、关怀群众；去团结、净化社会。」
负责「国际明爱」亚太地区事务的菲律宾籍杉尼(Sanny)神父，谈到明爱会的宗旨理念时，目光坚定，语调却轻描淡写地似乎不愿带有丝毫说教意味。不过，谈到明爱会的服务项目，身在「国际明爱」梵蒂冈办公室的杉尼神父双眼灵亮，马上如数家珍地细述祖国的人与事。那些贴在案桌前的座右铭或挂在口边的训世良言，总是不比实实在在卷起袖子、踏破布鞋去做的小事来得动人。
虽有那么明确坚定而且全球一致的共同信念牵系彼此，我在走访世界各地的明爱会后，却往往会瞥见非常迥异的组织样貌、非常缤纷的各色精采。这大概是因为，明爱会是个非常「草根」的非政府组织。
萌芽于一八九七年，德国西南部弗莱堡(Freiburg)的煤矿区教堂；教友们目睹自波兰移民而来的矿工贫病交迫，因而发起成立了世界第一个「明爱小组」。这颗爱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迅速随风飘送到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历经世代更迭、百年繁衍，如今，在全球根深叶茂。
明爱会是随着天主教会成立的组织：每个堂区可以成立「明爱小组」，每个教区可以成立「教区明爱会」，以教区为单位协助它的主教，联合成为「国家明爱会」，各国的明爱会皆可成为「国际明爱」的成员组织。
鲜少派遣国际人员前往各国驻守的「国际明爱」，通常从最基层的志工到最高层的主管，几乎清一色是当地人。各个教区的神父、修士及修女是当地明爱会的核心人物，小区的信徒及民众则是主要会员。也正因为他们如此深入民间，明爱的精神养分跟当地文化元素交融后，往往调和出一种最恰到好处的地道风味。
组织架构、行政人事、服务项目、资源募集等方面，各国明爱会皆独立管理、自由发展。「『国际明爱』不会干涉、过问各国明爱会的运作方式。但富裕国家的明爱会经常会透过『国际明爱』，去支持一些贫穷国家明爱会的计划。」曾经担任苏格兰明爱会执行长十三年，从一九九九年当上「国际明爱」秘书长并连任至今的杜肯．麦拉仁(Duncan MacLaren)表示，「每当大灾难发生时，『国际明爱』会呼吁筹募资源、发起救援行动，各地明爱会则斟酌各自的人力物力，配合响应。」
「国际明爱」的角色和功能，不像权重望崇、控理万机的董事长，倒像和颜悦色、联系情谊的大家长。挑高天花板，吊灯流泻出古典温暖色调，偌大办公楼内只有杉尼神父、麦拉仁和其它二十四位全职人员。相较其它同等规模的国际大组织动辄数百数千的工作人员，「国际明爱」办公室的人员少得近乎神奇。
让这份神奇无限运转的推手，是根深蒂固的小区基础和星罗棋布的志工团队。这也是将「国际明爱」设于天主教中心梵蒂冈，而非发源地德国的其中一层意义。
「好像是赘言，不过还是顺便提一提，明爱会的服务对象是绝对不分宗教、信仰、种族、阶级、国家、政治、性别或意识型态的。」麦拉仁带我们参观「国际明爱」办公室内以特里萨修女命名的祈祷室时，不忘温婉地强调。也许，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偶尔会让人误解为有传教意图或服务对象偏私，但明爱会无疑是其中一个「有容乃大」的最佳例证。
不单在梵蒂冈、菲律宾等天主教国家影响深远，明爱会在不少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地区也非常积极活跃。就连在香港这般经济至上的商业社会，成立于一九五三年、拥有二百二十多个服务单位、四千九百多名同工、每年开支预算超过十五亿港币的「香港明爱」，亦堪称全港其中一个历史最久、组织最大、动员最多、预算最高的慈善团体。
从「社会工作服务部」的扶幼、小区发展、安老、家庭、康复、青少年服务；以及「教育服务部」的学前教育、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特殊教育及职业训练；以及「医疗服务部」的明爱医院、嘉诺撒医院、宝血医院、诊所；乃至宾馆、宿舍、营地等的接待服务，可谓包罗万象、巨细靡遗。
逾半世纪奠定的基础，「香港明爱」在香港的服务计划大多都能顺着轨道有条不紊地畅行；可是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大陆走了近二十年，依然山高路险，步步维艰。「中国，真的太大了！」负责中国大陆服务计划的劳宝霞小姐慨叹，「而我们能力所及的，实在太少了。」这也许是曾在中国进行援助工作的组织皆有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共鸣。
任何形式的援助到了中国，彷佛就变成了极小的水珠，瞬间就被浩瀚沙漠吞噬了。甘肃、陜西、山西、河北、四川，彷佛无垠无堮的贫穷面积，让不少扶贫组织血竭髯枯、心力交瘁。尽管如此，还是要做。或许，正因如此，更是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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