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是第二届“世界自闭症日”。在上海、北京等地，一些组织借机在自闭症日前后举行论坛或者其他形式来回应自闭症群体的需求和权益。笔者有幸在北京的两场会议，并就这些围绕“自闭症日”而开展的自闭症话题讨论，做一个旁观式的观察。
在上海，多家专门为自闭症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筹划了“走进自闭症儿的世界”研讨会。
而在北京，则先后有两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自闭症会议在此召开。一个是在3月31日由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主办的为期2天的国际自闭症康复会议，另一个则是紧跟其后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与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残障儿童社会政策会议。
相较之下，前者参会规格、参会人数都远远超过后者，但效果不可相当。在为期2天的国际自闭症康复会议上，涉及到自闭症研讨的高层——残联系统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及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多达150人左右，包括国外的自闭症研究专家、各地残联机构以及自闭症服务机构前来参加。而后者的残障儿童社会政策会议当天也是邀请了民政部等部门前来参加，但更多的是与残障儿童研究相关的专家学着来对此发表言论。
这两个会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讨论的方向和侧重点多有不同。国际自闭症康复会议不仅从自闭症儿童的临床或训练研究，还对自闭症儿童各国的发展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和分享。尽管笔者只参加前者最后一天下午的会议，但还是觉得稍稍超出理解的范围。嘉宾的发言几乎全都是照本宣科（念稿子或读PPT），难以就此话题进行浓缩或者扩展，从而满足听众的需要。而残障儿童社会政策会议，则集中在自闭症的具体服务实践与中国的残障福利体系之间的关系讨论，也寄希望于对自闭症的相关研究会带来社会政策的变化。
此外，这两次会议的细节处，更能考验这次会议的效果如何。国际自闭症康复会议场地是在前门梨园剧场，乍一看起来让人眼前一亮觉得新鲜，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在剧场舞台上的发言嘉宾与底下的观众之间的距离，最近可能也要在5米开外，而且剧场的设计也先天的约束了嘉宾与听众的互动交流。更不如人意的地方，康复会议的提问环节，听众的诸多提问，不知何种原因，主持人却找不到嘉宾来回应，最后也就干巴收场了。而选在社会科学院的社科学堂举行的残障儿童社会政策研讨会，相较前者而言，不论从主持人的控制上，还是嘉宾与参会者的交流来，都好过些许。更值得一提，后者在会议程序上省去了此次研讨会的资助方以及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星星雨机构的致辞，极大地保障了讨论的充分。
就会议的整体效果来说，笔者感觉残障儿童社会政策会议要好于国家自闭症康复会议。之余，笔者也不禁在想，选在剧场作为国际自闭症康复会议的是否恰当。不过，倒对会议结束后的文艺演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