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SEED种子社区是独立注册的哈佛大学学生社团，SEED将培养人才、推动项目、构建社区作为并重的三大任务，致力于培养具有SEED理念的青年领袖,推动社会创新项目，构建跨越边界的共享型学习与实践社区。
2012、2013年种子社区分别从近150位申请者中选拨了30名优秀的海内外青年进入“哈佛种子班”，2012年发起并成功举办第一期“SEED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2013年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和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将共同在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举办第二期种子班。SEED种子社区2014执行团队成员位于波士顿和北京两地，大部分是哈佛大学、MIT等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熟悉国内公益事业的青年职业人士，所有团队成员均胸怀理想、志愿服务。执行团队秉承明确分工，高效执行，民主决策的工作原则。
SEED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年轻人，他们优秀、热情、有理想、有社会关怀……让我们跟随作者桐初的笔触一起走近他们。
一
当我返回SEED团队火锅聚餐的房间准备拍照时，一个竖着眉毛、大喇喇地走来走去的男生，带着其183cm的海拔和70分贝的男中音，无疑是整个屋子里最扎眼的人。和平日不同，社交网络上的丛乐，有着浑然天成的青年领袖和科研达人范儿——在Science和Nature发表过学术论文、即将从哈佛生物医学博士毕业的他，时刻牵挂的除了那些实验室的瓶瓶罐罐，还有一个叫做SEED的东西。
SEED，全称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一个孵化有公民意识的公益领袖的青年社区，每个夏天招收30位海内外华人青年在哈佛和清华各参与一周培训。时任2014年第三期SEED的执行书记之一，丛乐的时间除去花在一个彻夜灯火通明的世界顶级生物研究所里做实验，每天睁眼闭眼间的闲暇基本都拱手给了SEED。
心累，应该是所有完美主义者同时遭遇爱心泛滥时不可回避的窘境。
大二暑假去青海支教,去之前丛乐就打定主意要真正做点什么。他做了很多具体计划，并和同伴一起给当地孩子们背去了一座“小图书馆”。不过，当这只清华的小队伍顺着陡峭的盘山路，尽力去忽视一路那些翻在悬崖下的事故车辆，钻进青海高原深处时，这个全国百穷县的壮丽风景和贫瘠生活的巨大对比深深震撼了他们。
丛乐问孩子们，“你们平时看些什么书？”得到的回应只有黯淡的眼神。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的循化县却在一个教室里锁着上百台电脑，因为没有人会操作，这些政府捐来的电脑呆在那静静落土，几乎无人问津。
“帮一个学生，只是一个学生；帮一个老师却能帮无数学生，”丛乐幡然醒悟，于是开始和同伴们对老师进行培训，搭建局域网，普及使用电脑进行教学的方法。
丛乐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一瞬间燃起的雄心壮志其实在六年后初遇SEED时如出一辙。2012年8月，经过七个月人仰马翻的筹备，SEED首期在哈佛肯尼迪学院举办。最后一天，种子学员们进行项目展示，丛乐被女朋友拉去旁听。“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真真正正特别有理想的人，”坐在我面前的丛乐陷入了回忆，“理想主义是最能打动人的。”
种子班里有很多愿意奉献一生做公益、不求经济回报的人们，比如搞乡村教育的唐明子和王希睿、致力农民工维权的冷星火等，他们身上的真挚至今让丛乐难以忘怀，一谈起，眼中就放出光来。“我很感叹，同时也觉得很可惜，因为发现不管是SEED还是一些种子们做事的方式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字斟句酌之后，丛乐从思绪中抬起头，望向窗外，“也就是那一刻吧，我决定加入SEED，让她变得更好。”
接下来的故事不输于任何青春剧的剧本。在第二期种子班的筹备过程中，丛乐和袁融，两个同毕业于人大附中而今又同在波士顿做PhD的好基友，把他们当年在学生会并肩工作的默契带到了SEED，几乎以二人之力完成了整个第二期种子班的招生工作。
丛乐打开他的dropbox给我看他们当年做的工作文档，鼠标一直滚下去，没有尽头。SEED招收的学员由于他们二人的努力，第一期80%海外留学生到第二期变为海内外各一半。很多种子项目，包括致力为NGO提供品牌传播的Na+、最早在国内传播社会创新的主题网站Bottledream.com，之后都得到了更多关注和扶植。更多的种子则播散在各个角落，从各行各业继续他们对一个美好中国的追索。
“制度和规范才是真正能传承下去的，改变SEED沦为一个大Party的命运。”谈到在体制内受的训练，丛的眼里不时冒出一点狡黠，“我们那一届在人大附校学生会开创和确立的很多工作，很多年后回去看，依然被传承保留了下来。”从第二期的筹备开始，丛乐给自己设定的核心任务就是推动SEED的规范化和流程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轰轰烈烈地进入互联网时代。走在97、98年的中关村，生于此长于此的小丛乐最爱站在街头，看满街人热火朝天地组装电脑。不久后，成为第一代瀛海威的用户的丛乐和那个时代无数幸运的年轻人一样，感受着每一次在几十秒的“滴——滴——”声之后，与这个世界“喀嚓”一下链结起来的悸动。互联网，正拽着这个古老国度的胳膊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像少年啦飞驰”。少年者如丛乐，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版“大航海时代”的张力。
08年奥运前夕，神迹般的网络解禁给这个埋头苦读多年的青年人一次眺望远方的机会，驰骋在信息海洋，整个大四看了大量关于中国建国以来的纪录片。丛乐“突然觉得一直以来对历史的认识有些单纯，第一次去想自己以后究竟想要做什么”。那段解禁只是一个短暂的“window”，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磨难的追索，却是再也合不上的南风窗。从小在理科实验班长大的丛乐，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某种“幼稚”，或许也是80后、90后我们这一代人无可避免的“幼稚”。
也是自那以后，职业选择成为长久的困扰。投身商海？科研？还是仕途？每一条路对丛乐来说都是康庄大道，却又变作独木小桥。和所有的中国年轻人一样，人生理想，成了一道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的谜题。
“人需要理性也需要梦想。我做科研是理性，做SEED就是梦想。我知道我未来的事业不会是社会创新或者公益，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做一点和梦想有关的事情，我会受不了。”这一刻的丛乐，和那个六年前贪恋于Youtube的丛乐、八年前在青海支教的丛乐、十五年前在中关村大街上晃悠的丛乐忽然间融为一体。与这道人生命题纠缠了七年的丛乐，此刻明明身心俱疲，却早已习惯强打精神。我眼见他凝聚起这些时光里的力量，在现实的日月星辉里，负重奔跑着。
二
吴争，这个让丛乐“颇感失望”的第一期种子班的主要组织者，当时在哈佛读神经科学博士。他虽然在第一期结束后就退居幕后，但仍被大家视作SEED的精神领袖。
在我抵达波士顿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就已听说了许多版本的吴争：有个美丽女朋友的吴争，怎么也不回邮件的吴争，哲人一般的吴争，有精神魅力的吴争⋯⋯以至于当我终于在ScienceCenter的一个教室里与吴争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有点难以相信面前的这个书卷气十足而有些羸弱，看上去不怎么太显眼的男生，就是那个传说中SEED的领袖和创始人。
但就是这个讲话慢吞吞、每一句话都字斟句酌的吴争，以当年一篇《感谢死亡》席卷了波屯文艺青年们的小心房，把各路英才招致麾下，白手起家，把SEED从无变有，从Impossible生出蔚为大观。
追问SEED的缘起，绕不开“北岸学社”。2010年秋，吴争在一个经典读书小组读尼采的活动上，第一次见到了正在波士顿读博士后的陈蔚。两个都不太善言辞的男生不知哪里碰撞出的电光火石，马上约好过几天一起下馆子。
从那以后，波士顿一家叫Le’s的越南餐厅就变成了吴陈二人经常碰头的地方。2010年10月28日，俩人鼓捣出了一个专门研讨中国问题的北岸学社，挂牌在哈佛文理学院下。愿景虽大，一开始的行动却很小。北岸踏踏实实地从组织讨论会开始做起。一年后，与寰宇风致会社合作的哈佛辛亥百年论坛顺利举办，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数百名留学生参与。而直到论坛结束，北岸邮件组虽有上百人，但真正做事的核心成员，只有包括吴陈在内的三四个人。
论坛结束后不久，几乎是马不停蹄的，或许是在Le’s看着陈蔚搅拌自己的那盘菠萝炒饭的时候，吴争又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2011年12月6日，吴陈二人的Gmail好生热闹，他们决定搞一个在哈佛的全日制暑期班。第一期的主题，二人锁定在“培育有公民精神的青年领袖”。
至今，我都难以想象这个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小鼠父母行为的神经基础”、除了北岸以外完全没有任何社团经验的文静书生当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把SEED做出来的。采访结束以后，吴争很认真的转发了二十六封邮件给我，我一封一封打开，读着这些SEED的前生，对比我正在见证的今世。
我才知道在那漫长的几个月里，北岸一直不能确定这个暑期班究竟取什么名字，从“哈佛北岸学社中国研讨班”，到“公民领袖种子班”，再到最终敲定的“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我也才知道原来SEED的四个价值观（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感、Empathy共情力、Empowerment增权益能意识和Dedication专注精神）当年通过多么艰难的投票过程才确定下来。
然而最令人头大的还不是这些。时间飞快地进入2012春，眼看招生即刻开始，吴陈二人带着年轻的团队在整个三月里反复敲打proposal、四处找funding、优化网站和组委会运作，并展开在美国各高校和社交媒体的推广和招生——以一种近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气势前进着。所有人都在观望，在怀疑。
所幸在最难的时候，SEED幸运地遇到了几位贵人：首先，哈佛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胡馨老师慷慨加盟，豪泽中心成为合办方，使得SEED中外导师的强大阵容成为可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arshall Ganz老师也欣然允诺带着他的领导力workshop入驻SEED课程；其时正在燕京学社访学的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老师也提出中肯建议，为SEED加入了社会创新的元素。
但像一个被抽转的陀螺，SEED一边走上正轨，定位的困惑也萦绕得更紧。在当年一封内部邮件里，吴争的拷问掷地有声，“看着我们的网站上和计划书里洋洋洒洒的描述，它一五一十真的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吗？当习惯了用‘温和’、‘隐晦’的表达方式，我还记得如何真实、确切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这类追问在我眼前弥漫的同时，耳畔又响起吴争平静的声音，“我很了解丛乐、王溯他们现在的处境和方式，我也支持。SEED不是我和陈蔚的，是所有人的。让它继续办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第一届种子班结束不久，吴争面临毕业压力，和陈蔚前后退出执行团队。而SEED为甩掉所有敏感词，也正式从北岸学社里分离出来，独立走上自己的征途。
这个看着弱不禁风的书生曾写过这样的句子，“站在查尔斯河北岸，我望着脚下不知疲倦的流水，心想自己有一天，也将同这条河流一起，汇入大海。只是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现实在此岸，理想在彼岸。一些先驱者们，已经举着火炬早早的渡过河去，责怪我们‘为什么还不过来’。可是更多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依然却步于这琢磨不定的河水，没有做好渡河的准备。我只能掉过头来，或搀或扶，牵着他们的手，引着他们自己过河。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件不朽的事业。我会一直忍受踏上坚实的岸边的诱惑，一直向雾霭中的彼岸挥手。”
此刻再回想起吴争脸上常带的笑容，和镜框后面的那束若隐若现的目光，我终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份微笑和光芒里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更准确的说，那是一份在开端即已望到终点的清醒和这清醒背后的悲壮。明明了然于心，却仍要飞蛾扑火。
吴争偶尔微笑起来的样子，神似极了沈从文。那张广为流传的与张兆和终于喜结连理的照片上，当时还未知后半生之多舛的沈，却已然带上了平顺忧伤的笑容，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在沅江边长大的沈从文写道，“我的生活与思想皆从孤独得来，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所以当我发现吴争从小在长江边长大、心中熟稔江水的每一个漩涡，并且也曾长久的和自己的孤独为伴时，我所有的困惑都被瞬间稀释。那份不知所踪却又如影随形的柔韧，或许早就已经潜伏在那眺望着彼岸长大的胸怀里。
三
并不是所有的哲人都退出了SEED，煜涛没有离开。不但没有走，煜涛成为第二期种子班的执行书记之一，并在今年主持iSEED——种子班网络社区的建设，一个让所有人觉得异想天开的想法。
和煜涛的约见也一波三折。在一个火锅局上初次见到这个白面书生，瘦瘦高高，黑框眼镜。竟没有捞到机会和他讲话，他坐在一张长桌的最里面，更多的时候是在对着自己沉思，而不是social。你望向他，他却永远不会和你对视。当终于找到机会在一个拥挤的咖啡馆里面对面坐定时，煜涛一边打开面前的沙拉在午后四点钟进行他的午餐，一边也一反常态的打开了话匣。
煜涛想建的iSEED，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异想天开，是因为它听上去的确有点宏大。iSEED有三个目标：成为容纳每一届学员和团队的SEED Fellow社区；传播社会创新资讯的媒体网站；为国内草根公益组织和公益人提供服务。iSEED在煜涛的坚持下已经初有眉目，平台、框架、稿件、甚至最时髦的信息可视化都初具雏形，他也带着proposal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公益机构到处取经。
可我却不免狐疑，因为我所见到的这个煜涛，远没有那种执行力强大的B-school精英范儿。拍脑袋想出“SEED abetter China”这句SEED标语，似乎更符合一位浪漫派诗人的气质。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煜涛仿佛看出我的忧虑，一本正经地搬出他的信条。我藏起背地里的一丝好笑，仿佛看到徐志摩明明白白地坐在面前，却急于告诉别人自己有多胡适。
“你微信分享SEED宣传视频时为什么要说‘伤感’两个字？”煜涛忙低头塞了一口沙拉，像一只气鼓鼓的河豚忽然被戳了个洞。
不久，煜涛恢复元气道，“因为如果世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就不需要有SEED了。”一刹那，仿佛尝到了河豚的剧毒，我差点呛出眼泪。
面前这个男生仍然在那兀自咀嚼沙拉，却在我心中一下子发起光来。
“我对passion这个东西一直不以为然，因为追求（理想）的时候有激情其实是不够理想的，因为不够理性，”不稀罕与任何元素，包括公民、公益、还是社会创新靠的太近，煜涛一直强调保持SEED的独立性，与这些甚嚣尘上的概念保持距离，“种子班背后是有更原始的动机的，那个动机实际上是平淡的。”
看出我的迷茫，诗人仁慈地给了我明灯，“其实我有受到一些佛学的影响，讲究初心和出离心。”做SEED，对于煜涛，正是这样一个在初心和出离心两边不断平衡、不断游曳的过程。理想宽泛而高远，就好像是初心，但是做SEED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却是世俗繁杂的，有时候不得不苟且和委屈。那些标签都不是SEED的初心，所以只有不断地回到初心，同时学会出离。
寄情于诗意，阅读，做SEED，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煜涛给自己安慰的方式，于是他称自己是“自私的”。在大学里坚持做义工，却仍然无法躲避内心深处的空虚，20岁时的煜涛渐渐懂得，“公益是由内而外的，先要完善自己，第二步再想去帮助别人。”
从儒家得到借鉴，“反求诸己”渐渐成为了他的另一个重要信条。如裴多菲附身，煜涛忽然提及自由的价值，并径直给我梳理他的逻辑，“人要追寻自由，于是不能受制于人，于是不有求于人，于是不能寄希望于人，所以只有反求诸己，在自己的身上求索，重要的是看自己获得的安慰和自己理想的实现。”
煜涛之所以没有离开SEED，是因为“反求诸己”已经变作他得以在理想和现实两岸间来回的渡船。在SEED做事时遇到的不快于是不会成为他逃避、离开的借口，因为一旦回到那个初心，一旦心理升腾起那使命感，煜涛就忽地低下身，扑到成山成海的工作上去。
我在煜涛给出的繁复迷宫里不断的碰壁，此刻终见依稀微光。“个人不自由，如何获得国家的自由？”煜涛忽然问我，也在问自己，目光灼灼让我无可躲避。我无言，却瞬间望见了这个青年的沉默背后那座岩浆涌动的火山。而那些团团围绕着他的矛盾体，被这座火山熏灼，纷纷滚落，显出一个棱角清晰到极致的煜涛。
我渐渐理解了煜涛的孤独，因为建构了庞大的理论体系武装自己，在不受到太多伤害的同时，又能坚持自我并坚持做事，这种遗世独立的心态造就了煜涛的孤独。
忽然想，SEED能留住煜涛，或许也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孤独着、负隅顽抗着、头破血流着，誓要把SEED从无变到有、从有变到好，而他们之间也以这种形式彼此联接着、相互支撑着，也正因此，不再那么孤独。
于是，对煜涛，我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强大的使命感是从哪儿来的？”
他望着我，张了张嘴，最后说，“想这种问题太累了，还是去读诗歌吧，诗意的生活。”见我苦笑，煜涛道，“生而为人，心中总有骚动，只有实践才知对错，要被撞到头破血流。”
我心里登时涌现出很多身影，也是同样的青年人，甚至更能力优秀、智商超群、情商卓绝，可是却未曾见他们的骚动。我尊重每个个体对于生命轨迹的选择，更理解每个个体在时代重压下的无奈，只是不由得更被这些“骚动”的年轻人打动。尤其是当我感受到这股能量在年轻人之间的光速传递、在大洋两岸的迅猛连结，明明灭灭之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身处的这个喧嚣浮躁的信息时代表层下，有一个汩汩流动的靠着精神力量维系着的美丽新世界若隐若现。多少个世纪以来，那股精神力量，从来未曾断绝。
1932年6月，胡适给北大毕业生做演讲，主题叫做：“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这句话煜涛反复地提及，此刻我终于走出他给的迷宫，发现是自己一开始就错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诗人，或者，远不仅仅是一个诗人。
四
“李贺诗云‘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这位唐代最有天赋的诗人之一看着无垠的沙漠中驰骋的骏马，想象的居然是给它套上一副黄金作的辔头让它任人驱驰。李贺啊李贺，那副黄金辔头，你早已经给自己套上了啊！”
——节选王溯博客2008.2.26
和王溯和睿禧约饭，前者说晚饭，后者说午饭。就像两顿饭的节奏、内容和方式等等完全不同一样，这两个人从性别、年龄、经历到性格也全然不同，但是却somehow，是一对牢牢绑在一起的工作搭档，同是第二期和第三期两届种子班的执行书记。正是他们二人，在第一期结束后，吴争和陈蔚纷纷退出时，力挽狂澜，留住煜涛，止住了SEED的半途而废。
采访这天晚上，溯老板开着一辆半古董Nissan带我朝他订好的一家“较为安静的”餐厅驶去，一路上车厢内的古典音乐响得振聋发聩，倒也温暖了车窗外波屯的凄风苦雨。王溯跟我解释说，他的右耳在大概两岁玩捉迷藏的时候才被发现是听不到的，至今也没有做手术解决。于是接下来，当餐厅美丽的服务生站在王溯右边介绍菜肴、询问服务时，他听不到，手势示意我全权代劳回应。我有些讶异，竟有人能如此调皮地处理这些生活中的小小尴尬，还如此从容。
但如我所料，这个在MIT读经济PhD、思维逻辑极其强大的家伙的确不好对付。我所有的问题布阵都被他以无影无踪的六脉神剑瞬间瓦解，采访提纲里的正常问题几乎一个也问不下去。
“做SEED你觉得还算快乐吗？”
“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快不快乐对我影响不大。”你看，就是这个路子。
上菜以后，王溯眼睛一眨，忽然抱歉说需要摘一下牙，没待我反应过来，他已搞定，并已开始开心地把他最爱的鸭肝吐司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往嘴里送，然后像讲一个别人的笑话似的讲他是怎么磕掉这颗门牙的。又是一个典型的MIT人的故事吧：一次喝酒后边骑车边想问题的结果。我哑然失笑，王溯却忽然正经起来，“真的是，我在想问题的时候，会感觉自己除了大脑，其他器官统统不存在了！”
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可能不会对这个少了一颗门牙、一边耳朵听不到的溯老板的外貌有什么乐观的想象，那就大错特错了。
王溯是英俊的，有着江南男子的一种五官的精致和气质的脱俗。如果穿一身呢大衣、再带柄长杆雨伞走在街上，大概是盲人也能老远闻到他身上的法兰西气息。在波屯的雨夜里，配上他那车门没电了很久的老轿车，竟有一副落拓通达的性格。
高中成绩优异的王溯当时能够选择国内的任何一所高校。“我去问你们北大历史系招不招理科生，说不招，我这才出国的。”王溯申请去了法国，考入法国综合理工大学，按照学校规定，选了六门专业：经济、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力学和计算机。
“你还没尝这道菜呢，”王溯指了指盛在玻璃壶里的Egg in a Jar提醒我。而我却早已忘神沉浸在他对自己法国生活的叙述里。
由于哲学课是法国高校的必修课，即使是理工大学也不能例外。卢梭、洛克、笛卡尔，直至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王溯在哲学和经济学中间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同时，自小看大的《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尤其是蔡东藩的那套《历朝通俗演义》也并没有在他的世界里走远，反而以某种方式和他在巴黎左岸得到的滋养相融。我们的对话在中西之间跳跃，前一句还在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下一句却跳到边沁的功利主义。
从面前这个中西思脉贯通的男生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股笃定。正是这股笃定让他的形象一向属于冷色系，容易让人误会，也少有人会去研究他那冷色调里的沉着来自于什么。
睿禧，同样有一层冷色的外衣。虽然她几乎永远是那样笑眯眯的，和所有人寒暄，无微不至。但作为SEED的大姐大，礼貌背后的果决和审慎并不难察觉。
睿禧的经历更不比上述任何一位简单。由于初中时误打误撞地进了一家私立中学，高考时顺利考进北大光华，几乎成为当地的一个奇迹。因为她所出生的地方别说北大学生，连大学生都寥寥无几。日后的睿禧在美国接触到社会创新这个概念，才忽然明白，原来自己上的那所初中，实则就是一家社会企业，由于绕开了当地的户口制度，给了很多远郊学生包括睿禧在内的孩子们一次改变人生的机遇。这个领悟，埋下了睿禧加入SEED的种子，也让睿禧的事业转轨，从私人领域渐渐转向公共领域。
从第一期起，睿禧就成为给SEED找“金主”的主力，同时代表SEED和众多中美两地商界和公益界人士保持联络，堪称SEED的金牌名片。“学生组织的不稳定性是很多合作方最担忧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保持长期联系，这种关系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睿禧告诉我。去年种子班开班前，睿禧还抱着大肚子跑上跑下地四处张罗，完成一切琐碎工作。
中午跟睿禧在肯尼迪学院的饭堂里碰头，睿禧执意把她从家带来的两个豆沙包分一个给我。很久没吃到豆沙包的我，边情不自禁地接下，边觉得很不好意思。
落座不久，直率的睿禧坦言，由于年龄差距，自己和大家的关系并不能说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但这种从工作关系中衍生出的信赖，恐怕是另外一种，也是更牢不可摧的“亲密无间”。
谈及她对SEED的感情，睿禧忽闪着大眼睛回忆道，“当看到三十个种子从天南海北聚到这里时，那种影响力是非常真实的。种子班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些人。我当时就想，像SEED这么好的平台，如果在哈佛都做不成，哪里还能做得成？”
就是这样的感慨，让2012年还在咨询公司全职工作的睿禧，没有听从先生的否定意见，利用业余时间参与SEED的建设，并且不断充电。
拥有二十余年为非营利组织筹资经验的Jennifer McCrea做的一个演讲彻底改变了睿禧对于fundraising的理解，“fundraising绝不仅仅是去要钱，而是一种平等的价值互换，也是提升投资人的投资质量。”2013年，睿禧刚从哈佛校友张黎刚那里为SEED拉来了一笔将持续十年的资助。
“当然，是很难的，100封邮件只有寥寥几个回复，但我越来越觉得，这都没有关系，茫茫人海中总能找到支持的人，就像第一届的种子段小蕾，像是天降奇兵一样帮忙联系了明德公益研究中心，让种子班在国内有了正式落地的课程部分，”睿禧神采奕奕地看着我，“做SEED以后我对不确定和失败的恐惧少了很多，越来越fearless！”
睿禧给自己的宝贝取了一个单字“蒙”，喻意启蒙。她告诉我，从肯尼迪学院毕业以后，就要和老公一起举家回国，“那里才是真正干事的地方”。她也会继续在北京做种子班，“我做十年也不会烦，我要给SEED拉来一千万，成立种子基金，让SEED的运行更加正式⋯⋯”听着睿禧姐的这些似乎有些夸张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是如果那一刻你也坐在睿禧对面，迎着她的目光，你会跟我一样为之震动。
五
在睿禧那里，我还听到了这样一个版本的王溯。早在加入SEED之前，睿禧曾误打误撞地听了一个北岸讲座，主讲人是王溯。“我好激动啊，看到这么博学、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年轻人，捧着托克维尔讲民主起源那本书的法文版，有这么厚！”睿禧像个小女生一样激动地跟我比划着，“一会儿读英文，一会儿读法文，梳理公民社会的概念。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生简直太酷了！”刚当妈妈不久的睿禧，谈及王溯时的目光里，闪动着别样的动情，有钦佩、有柔情，甚至有一点点母性的光辉。
睿禧告诉我，正是因为王溯在第一期种子班临危受命顶上了课程部设计的空缺，她才决定加入SEED；也正是因为王溯的on board, 她才会在第一期种子班结束的时候顶住压力坚持下去，并且走到今天。同样的话，丛乐也跟我说过。
他们或许不知道，其实王溯是拒绝过吴争的。早在2011年初，吴争就邀请他参加团队，却被王溯一句“做不成的”，断然回绝。
我自然不会错过良机，在那天晚饭的当间，像好不容易抓到小辫子一样追问王溯，“这应该算是一个你向来崇尚理性分析问题的失误吧？”
“嗯，算，但是帮助我下次做出更好的判断，”狡猾地绕了个圈，王溯随即认真地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吴争这样的人，我从那以后才知道有这样一类人存在。”
“兆颖跟我说像吴争和煜涛那种理科生，因为从小的理科思维训练导致他们会去追逐一个真理、一个ultimate question，或者说是真善美，你觉得你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我继续发问。
“我同意，但是我觉得功利主义对我影响很大，可能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吧。所以我会去特别衡量每一件事，”王溯顿了顿，放下刀叉说，“我的理想是中国能够避免动荡完成转型，check and balance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副产品。所以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会倾向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进行。”
我抛出最后一个问题，“那你明年还会继续做SEED吗？”
“会啊，”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王溯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并且加上了一句让我再也不能忘怀的话，“我会一直做到SEED不需要我的那一天。”
我无法形容自己那一刻的百感交集。
谁是理想主义者？谁又是现实主义者？我问自己。本就是纷繁复杂的人，和无法衡量的问题。更何况要面对庞大古老、积重难返的中国。理想主义的确是打动人的，但是如果没有坚持下去的可能性，理想主义将没有土壤，更谈不上扎根发芽。
人们跟我提过王溯的保守和睿禧的审慎，此刻看来，忽然都通透无比。对于整个SEED来说，人们的角色也几乎形成了最佳的平衡，没有吴争、陈蔚和煜涛，SEED在这个世界上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王溯、丛乐、袁融和睿禧，SEED也没有可能走到今天。
这个团队以一个奇妙到难以言喻的方式，像一个风铃般碰撞到一起，借力散开，又随风碰撞，周而复始。无论是来自查尔斯河的河风，还是来自古老东方的越洋海风，都不能改变这个风铃的命运，而只能变幻出它的各种和声。而这些和声，将势必随风传到更远的地方，传到那个汩汩的新世界去。
五
在波士顿短暂的三天结束了，我订了早晨7点的megabus返回纽约，阳光终于现身，普照大地。从已成“青年旅馆”多年的陈蔚家出来的时候，他还没有起。我把钥匙留在桌上，拎起拉杆箱，踮脚走向门口，边回头张望，未料整个客厅在晨暮中着上了一层蔼蔼古铜，似乎，有如烟时光在流动。
我本能地放下箱子，又折回客厅里那块整墙的涂鸦面板前，挑了一杆绿色水笔，想写点什么。瞥见上面不知谁何年何月画下的SEED的logo，忽然间，耳边莫名闪过秦皇岛的海潮声和万能青年的呼喊，笔随心动，“To蔚：于是他默默追逐着/横渡海峡，年轻的人/看着他们/为了彼岸/骄傲的，灭亡”。写完，转身离开。
回纽约的一路我都在单曲循环这首万青的《秦皇岛》，却得不到任何来自心里的解释，难以想象和SEED的关联。只是静静地，被那悲悯和悲悯背后的爆发所撕裂、穿透。想起煜涛说的那句没头没脑的话，“如果我们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那也就不会有SEED，”坐在大巴上的我沉入万青的绝望里，忽然泪流不止。
直到一周以后，我突然想起来忘记问当年为什么给学社起名叫做北岸，于是微信陈蔚。他转了一封2012年底北岸两周年纪念的邮件给我，点开，但见里面赫然写道，“何为北岸？⋯⋯北岸谐音彼岸：现实在此岸，理想在彼岸，我们一直都在矜矜业业、努力寻找渡河的方向。”
诚然，SEED只会是这个广袤世界里的一个小小青年组织，不可避免地拥有着和众多组织一样的“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之味，最终难免湮没于汩汩时光。而上述这些行色各异的SEEDer们，也只是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是一群仍立在此岸、眺望彼岸的平平凡凡的年轻人，只是,他们或做艄公，或做摇橹，或做栈桥，愿以身入江水，联起手来，去做那摆渡。
注：
本文依据2014年3月底对吴争、丛乐、王溯、王煜涛、郝睿禧的采访。感谢圈圈亲手绘制的大头像配图。本文为原登载媒体、原创微信公共账号“北窗”授权转载，图文及相关权限为其及文章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