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是社区的衰败，日常生活的衰败。中国的改变要从社区开始，从日常生活开始”。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下称绿耕）的张和清教授在社区伙伴（PCD）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上的点评，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原本对这次研讨会没有过多期待，因为这几年关于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报道和研讨会越来越多，那些案例已耳熟能详，然而在这五天的分享讨论中，从“落地生根”的角度重新审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CSA实践，回到各自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脉络之中，去理解其背后的思考与价值追求，仍带给我不少新的启发和触动，尤其是从乡村社区重建及城乡协作的视角去理解CSA的社会意义。
传统乡村秩序的瓦解
尽管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梁中心）已相当熟悉，但在该中心国仁绿色联盟的负责人李昭的讲述中，仍不免为当初那些大学生下乡所眼见的乡村问题所刺痛：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了，村里老人无人照顾；村干部瓜分集体财产，贪污集体土地转让费；村民无可奈何，唯有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年复一年的上访。无论去到哪里的乡村，看到的状况都是如此。这触目惊心的现象对怀着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他们心中凝成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壮情怀：我们的乡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如此衰败？中国乡村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热心于乡村建设的有识之士己经认识到，由于一系列军事外交的失败、国际市场竞争的失败、兵祸匪乱、苛捐杂税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没落等等原因，造成乡村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乡村日趋衰败。
今日乡村问题虽然呈现为种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但究其根源，乃传统秩序崩溃之后，新的秩序未能有效建立所致。建国以后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更加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乡村秩序，而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基层建立的政治秩序，又无法有效回应乡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结果反而束缚了农村的自主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府逐步从乡村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淡出，并开始了党委领导下村民自治的尝试，但依然未能建立起良好的乡村秩序，整个乡村仍处于一盘散沙式的混乱无序，农民的原子化与缺乏合作成为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
以城市化、市场化为主导的发展主义对乡村的伤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和资本联手推动的以城市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裹挟之下，乡村日益成为城市的附庸，乡村的人才、资源、资金被不断抽空，全球化比以往时代更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村庄，乡村的生计、环境和文化变得更加脆弱。而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经济和文化上亦束缚了乡村的自我发展，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从绿耕在广东从化和清远山区的调查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发展主义对农村带来的伤害。经过三个月的社区走访，绿耕的工作人员发现本地乡村传统的生计是互助和自给自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永续的状态，人与人之间靠宗族关系维系，村民都关心公共事务，接近于“传统经济”。但是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府开始进入乡村推动市场经济，农业局引入青梅和柿子的种植，但都以失败告终。90年代末，市场化席卷，医疗和教育支出都需要现金，村民不得不更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政府接着又引入砂糖桔子的种植，免费提供树苗，甚至给予补贴，然而给村民带来的却是更深的伤害，砂糖桔要投入大量农药化肥，造成水土污染，村民不能饮用自己村里的水，不能种植水稻和蔬菜，而市场价格的波动又让村民陷入更大的困境，使他们对生活感到无力、失去信心。这样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在绿耕云南的乡村项目点，在很多乡村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回到过去更接近“传统经济”那个时期已没有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乡村如何能够实现更为永续的发展？
面对一波又一波迅猛的城市化发展潮流，令我们深感焦虑的是，一盘散沙式的乡村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农民在这股汹涌的大潮中，如何把握自身的发展方向，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认真思考，难道城市化是唯一的选择？难道乡村注定将消失在这股发展的洪流中么？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警中越来越响亮的情况之下，乡村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耕、梁中心和蒲韩乡村社区建设的尝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随著对乡村了解的日益深入，虽然大的趋势无法逆转，但梁中心的年轻人逐渐发现乡村中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很多现实的需求需要回应，而这些事情可以透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加以改变。于是他们劝说农民精英“哭着维权，不如笑着乡建”，一些年轻人也愿意长期做农村工作，于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分批到不同的乡村蹲点，和农民一起探索乡村建设之路，组织文艺队，建立合作组织，搞农民培训，发展生态农业，推动城乡互动。尽管一开始困难重重，农民对生态农业缺乏信心，合作社的产品拿到市场销售，消费者不认可，只能内部消化。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又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爆发，中心的工作逐渐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农民则发现生产越来越自由，不再受种子公司的控制，合作社发展了起来，生态农业、手工业、服务业慢慢兴起，农村开始呈现百业俱兴的气象，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返乡，各种力量的汇聚使得农村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中心的年轻人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连结这些不同力量的关键是人们之间彼此信任与相互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着人们对土地的重新认识，土地是有生命的，它不仅供给我们食物，也为我们提供情感和精神的滋养，所以才有越来越多城市人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回到土地上耕作，去体会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或许，农村社区该如何发展，未来该怎么走，中心的年轻人仍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他们和农民一同摸索，陪伴农民一同成长，一点一点去改变现状，一点一点去清晰未来的方向。
绿耕，作为一个依托于大学并有着研究背景的民间组织（NGO），他们的做法具有更强的实验性，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颇为全面和深入的乡村社区建设的图景。绿耕在行动中始终有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即在发展主义的大背景下，怎样才能实现永续的社区发展，如何入手做农村工作？通过对大的发展背景以及社区现状和村民需求的深入分析，绿耕形成了关于社区经济的想象，从生计、文化、环境三个方面介入，培养社区合作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的主体性，利用社区资源创造本社区的福利，同时推动城乡合作，以更有效地应对发展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他们在广东从化山区开展的生计项目非常强调对环境的友善和文化的友善，如乡村旅舍项目中会鼓励村民保护老屋和本土文化，将老屋按原汁原昧的传统方式修缮，布置成乡土旅社，由社区中低收入的妇女一起经营，所得收益公平分配，并提取10%作为社区公益金。此项目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收入，也让农民增加了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自信。在种养殖项目中，绿耕鼓励农民以生态方式耕作，几户组成种植小组，既可相互交流种植经验，亦可在市场销售方面共同合作共担风险。
与此同时，绿耕还开展了大量文化和环境项目，如收集整理口述历史、恢复和营造乡村公共空间、建立乡村博物馆、保护农耕文化、修复祠堂，推动建立祠堂管理委员会，开展村庄环境建设、播放环保影片等，透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村民之间有更多情感和精神的交流，彼此信任得以增进，自信心得到提升，也有了更强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
为了让农户更有信心从事生态农业及各项社区建设，绿耕在城市开了一家店铺，还不定期在城市社区内组织市集，做消费者教育，帮助生态农户小组发展会员。店铺连结了不少城市资源，促进了消费者意识的提升，扩大了支持小农的消费者基础。
虽然这些年陆续有不少媒体从CSA的角度来报道绿耕的工作，但他们论述的角度仍侧重于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给城市的消费者，而看不到绿耕在农村做的大量工作，更重要更基础的是对文化的形塑、自信心的建立、组织的建设和主体性的培养，唯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区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无论梁中心在实践中的摸索还是绿耕带有试验性质的探索，都试图在为乡村寻找一条深深植根于本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上的自主发展之路，重建城乡之间的信任、合作与相互支持，而不是盲目追随城市化的方向。
如果说他们的行动还是带有外来者的视角，那么在山西永济地区农民自发开展的蒲韩乡村社区建设则带有鲜明的乡村主体意识。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郑冰看到村民种田科技意识低，增收困难，便毅然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在1998年创建为农民提供农资服务、科技培训的“寨子科技中心”，随后陆续自发成立各类农民合作组织，2001年建立妇女协会，2004年建立农民协会，成立红娘手工艺合作社，2006年创办农村社区发展学校，2008年成立有机联合社，从而形成一个综合的乡村社区合作体系。截至2011年，他们所服务的领域不断由案子村向周边村庄扩展，截至2011年，共覆盖周围36个村，横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他们还拟定了一个建设蒲韩幸福社区的十年发展规划，希望能够通过组织和动员本地村民的共同参与及合作，将蒲韩乡村社区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富裕、环境优美、文化丰富的幸福社区。
更为难得的是，在面对政府、市场甚至NGO等外部力量的介入时，他们不是盲目地跟随。比如在有机联合社发展起来之后，先后有很多企业找上门来，想与他们谈合作，甚至愿意投资办农场、办加工厂，但他们没有头脑发热引进大量企业投资，或是刻意迎合市场需求，而始终强调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发展多样化的种植，并非常谨慎地选择了一家对疗愈土地、乡村发展有兴趣，且尊重社区自主发展、尊重本土文化的企业与之合作，主要是解决大宗有机棉花的市场问题。而其它农产品，他们的想法则是透过城乡互动的模式在永济运城寻找认同他们理念的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互相沟通交流，从而在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村民对手工艺合作社发展方向的调整也颇能体现社区本位的思考，经过几年发展，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有了相对稳定的外部订单，如果加大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力度，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但协会放弃了这一发展方向，而鼓励合作社骨干去向老人学习传统手艺，并邀请芬芳田野文化书院从事乡村文化建设的老师为合作社妇女开展“生活与审美”的培训，从民间美术、民间音乐、节庆习俗和生命礼仪等多个方面提升妇女的文化与审美素养。透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妇女们逐渐体会到手工艺与生活、与本土文化、与审美的联系，也由此打开了她们对手工艺发展、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空间。她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接外部订单机械地生产，而希望设计出更有本地文化特色、更能体现她们理念的产品，如手绘各种本地农作物的环保袋、制作给婴儿穿戴寓意避邪的五毒肚兜等。
文化视角的引入，丰富了协会对社区发展的理解，除了对合作经济、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的关注，她们也投入极大的热情成立红白理事会，希望透过对乡村红白喜事等生命礼仪的介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的习俗，促进家庭的和睦、邻里的和睦，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她们还成立了乡村剧社，希望透过社区戏剧的方式来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创造的热情，传播共建美好家园的理念。每一位来到这个社区的人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里的农民精神面貌很不一样，她们对未来的生活、对自己的村庄是有信心有底气的。
归根到底，乡村本位的社区建设就是要重建乡村的人文和自然生态体系，良好的自然生态体系是乡村可持续生计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上述所提及的三个案例都会不约而同选择生态农业。与本地生产生活方式及自然生态体系相适应的人文生态体系则能为农民提供情感和精神的依托，更好地凝聚社区认同，促进社区合作。城市化发展背后有一套城市文化体系在支撑，它适应于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乡村与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乡村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乡村的生产从种植到收获经历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乡村的生产和生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生活中许多重要的节日与农时息息相关。因此乡村文化在精神层面必然更强调生活和生命的整全性，更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正是在与农民共同摸索乡建的道路过程中，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年轻人才会对人与土地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
而以大规模工业和资本生产和再生产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与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相适应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强势文化的主导，使得乡村在文化、知识和审美方面都己趋同于城市，成为城市的附庸。这种文化自信的丧失，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割裂不仅造成乡村人内心巨大的痛苦，也使得乡村失去了对自身发展方向的把握。因此重建乡村文化自信，即是在观念上、认知上摆脱对城市的依附，找到乡村自主发展的道路。这正是我们在蒲韩社区的农民身上所感受到的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也是绿耕为何在回应社区生计问题的同时，仍花费巨大精力开展文化与环境的活动以建立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鼓舞她们对社区发展的信心。
但以乡村为本位的自我发展和建设，在今天这样的商品化经济时代，也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大环境，城市与乡村之间需要彼此理解、信任与合作。在城乡的良性互动中，城市对乡村有更多尊重和理解，而乡村经过与城市的比较才可进一步明确乡村本位的立场，从而增强自信，进行乡村的自我发展和建设。此外，可持续的乡村社区经济也有赖于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建立公平的贸易体系，这也是为什么绿耕和梁漱溟乡建中心都不约而同从合作组织、生态农业走到城乡合作的CSA模式的缘故。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城市消费者仍多仅仅停留在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上，而没有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问题是乡村的根出了问题，城市是花，乡村是根，只有根变得壮实，花儿才能开得更灿烂。因此，落地生根，就是要在经济、文化与环境方面进行乡村为本位的发展，这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乡村方能重新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潮流中在土地中扎下根，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结语：落地生根意味着社区的重建
在瑞士、日本，社区支持农业的兴起源自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农业的关注及反思，然而，在中国，我们发现对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探寻，构成了社区支持农业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梁中心、绿耕、蒲韩乡村社区都是在探索乡村持续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建立了类似社区支持农业的城乡互动模式。这里的“社区”既指向有待重建的乡村社区，也指向对土地对农业有着共同关注的城市消费者社群，而生态农业和生态产品则起到了连结乡村社区与城市社群的纽带作用。透过这一纽带，城市消费者的理念和需求得以落地，乡村社区的自主发展得以生根，从而在市场化的潮流之中得以把握发展的方向，让农民的长远生计得到持续的保障，并在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之外提供另一种更亲土地亲自然的、低能耗的、更具人情味的生态乡村发展模式。
（作者尹春涛系芬芳田野文化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