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可能遇到过下面的场景：
——在社区建立生活体验馆、图书馆、活动中心，还有独特的受益群体网络，会吸引到一些非责任营销企业的注意。有的企业会在资助的同时，也希望这个场所成为企业的某个产品或者服务的销售点。
——某家公司愿意和一家公益组织做一个校园项目，公司提出，可以提供一辆大篷车，这个大篷车上有对公司业务的宣传。
——看到一家公益组织的社区活动做的很好，保险公司游说公益组织找一些家长和孩子，孩子做活动时，保险公司向家长介绍业务。通过公益组织的信誉和网络来销售保险公司的产品。
——还有一些公司，与公益组织一起做社会调查，合作之初说是做环保或者教育调查，但是其中还是会插入自己的业务。
前面所列几个场景中企业的“私货”容易被公益组织识别并拒绝，也有企业也希望通过跟公益组织合作了解到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从而重新定位市场。通过合作的调研数据来重新定位市场，在调研过程中目的比较隐性，也令公益组织难以判断取舍。这些实例都考验公益组织的合作底线和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
被环保组织批评的污染企业，可能去支持教育项目；在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上劣迹昭著的，可能在国内设立公益奖项，要么资助国内著名的公益组织……业内公益组织从未停止过讨论，是不分环保、教育，助残等领域，形成共同体，一致抵制有劣迹企业；还是钱先拿来，先让机构活下来？甚至拿到钱也不代表不继续与该企业斗争？在公益领域里，对这些讨论已经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传统公益组织人认为商业和公益要分开，公益要纯粹，不要挟带营利的“私货”；但也有专家强调，如果将公益和商业泾渭分明地分开，会妨碍社会创新。要加强社会伙伴价值，首先要破除传统的做公益不求回报的观念，而是要讲求社会回报；要破除公益和商业截然分裂的情况，讲求公益和商业的结合；公益和企业的整合一定要考虑公益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让公益议题跟产业特性能够有直接联系，而且能相互增益。通过社会合作伙伴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整合各自的资源，促进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钱为家，2011）。
APP青年公益实习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时在业界引起很大争议。
案例 APP青年公益实习项目起纷纭
对小型公益组织来说，企业的资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诱人”的，在资金灵活、运作自由的诱惑下，许多机构都与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在这诱惑背后往往还伴随着企业不一般的诉求，是恪守底线还是坦然接受，不同的公益组织有着不同看法。
“APP青年公益实习”是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赛扶团队发起，印尼金光APP集团下属黄奕聪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公益实习项目。这个项目希望选拔优秀的在校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参与公益，以此来为公益组织提供高素质的人力支持。这个项目在金光APP集团的资助下，已于2010、2011年成功举办两期。
但就在“APP青年公益实习”开始进行2012年第三期高校巡回宣讲时，公益人士“简格民”却在博客发表多篇“金光APP毁林调查”的文章，并通过微博呼吁“鉴于APP集团忽视企业错误，毁林不倦，希望呼吁抵制APP青年公益实习计划，停止一切与APP有关的公益合作，直至APP把最新的环境数据公开；承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落实；接受社会的定期监督。”微博发表当天就有7家参与此项目的公益组织作出回应，停止了与黄奕聪基金会的合作。
这次抵制其实只是APP集团因“毁林”争议而遭到的各种抵制之一。2004年11月，绿色和平组织向媒体公布了关于金光集团在云南圈地毁林的调查报告，指责金光APP集团在发展中破坏了当地原有林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这一报告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政府部门、APP、绿色和平各执一词，意见不一。虽然有着不同声音，但绿色和平的抵制活动却从方方面面展开了，在绿色和平的抵制下，包括联合利华、雀巢、汉堡王在内的大批国际企业都终止了与APP的合作。
而这一次简格民呼吁公益组织抵制APP公益实习项目后，绿色和平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在随后的北京林业大学的“APP青年公益实习”宣讲会上，绿色和平的志愿者装扮成无家可归的动物表示抗议，在绿色和平的抗议下，宣讲会不欢而散。之后的几场高校宣讲也都因绿色和平的施压而取消。除此之外，绿色和平还不断致函给相关公益组织，展示绿色和平获得的APP毁林证据，要求这些公益组织对是否参加这一项目做出慎重考虑。
在一批公益人士和绿色和平的强烈抵制下，APP青年公益实习项目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不断有参与青年公益实习项目的公益组织宣布停止与黄奕聪基金会的合作。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就在其微博宣布“目前已退出APP青年公益实习项目。我们同样坚决反对APP的毁林行为，我们所有的办公用纸均不选用APP及其旗下产品，今后社区参与行动会更加慎重选择合作伙伴。”短短一个月之后，28家参与该项目的公益组织组织中，已经有12家正式宣布退出。
其实，APP并不是第一家遭到此类抵制的企业。早在2000年，“福特汽车环保奖”进入中国时，就有反对者要求国内的环保组织放弃福特高额的资助。但是经过十年的努力，福特在中国的环保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福特汽车环保奖”反而成了一个颇具公信力的奖项。这一巨大的转变让许多人认为，不仅不应该抵制APP的项目，反而应该鼓励有需求的公益组织参与到与APP的合作中，以此来帮助APP更好地转变企业发展理念。
作为反对“APP公益实习”项目的发起人，简格民对此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过程中，绝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在选择合作企业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个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是否有过不良记录。就像这次APP事件中，有很多环保组织接受了APP的资助，而环保组织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公益组织，在“毁林”事件没有定论时，应该先对“毁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再决定要不要与APP合作。如果直接与APP合作，会给普通民众带来许多误导。
但是不是所有这类的合作都要拒绝呢？简格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很多企业在选择公益项目的时候，会选择同自身业务相关的公益组织，这是无可厚非的，公益组织也不需要完全拒绝这类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诉求与机构的立场相符合，并且能给受益群体带来实质性帮助，合作往往是共赢的。但如果企业在合作中对公益机构有强烈的指向性诉求，公益组织就需要提高警惕。在这个项目中，让简格民感到特别不满的是，这些实习学生在实习前需要参观金光APP的造纸厂，并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参观成果。在他看来，这些在学校大学生，还没有能力对环保领域的专业问题做出客观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被APP请去，会给青年学生带来非理性的价值认同，有明显的“漂绿”意图，也让整个实习项目沦为了APP“漂绿”的一部分。
在简格民和绿色和平的声讨下，许多公益组织也纷纷作出回应，有一家曾参与APP公益实习计划的公益组织表示，在第一年与APP曾约定：合作期间不允许进行任何宣传。“但是他们违反了这个约定，而且今年还说肯定要宣传，‘漂绿’用意很明显，我们坚决退出。”而另一家机构则宣布，在APP对于绿色和平的“毁林”质疑没有正面回应前，不会与APP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在一片反对浪潮中，也有一些声音坚定地支持公益组织与APP进行合作。在支持者眼中，黄奕聪慈善基金会在项目过程中只是扮演组织、协调、监督的角色，并没有直接的失范行为，仅仅因为对APP的质疑就抵制这个项目的行为会损害企业的公益热情。有公益人士表示，类似于APP青年公益实习的项目，只要企业确实有所投入，公益组织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接受资助。因为就算这些资助的来源有所失当，通过公益组织反而可以转换成正面的社会效益。而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公益事业的过程与公益组织的接触，企业也能不断提高对公益的认识，不断改善自己经营活动，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且，客观来讲，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的投入短时间内会为参与的公益组织提供一定的支持，长远来看，也可能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公益人才，对推动行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在这群支持者中，有更激进的声音反问：“为何不允许有负面报道的企业做正面的事情呢？难道说只有形象‘一贯良好’的企业才有资格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公益组织如果一味地抵制而不是通过参与去改变企业，那么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2011年，“APP青年公益实习”就被《公益时报》和《环球慈善》选为“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和“2011中国企业十大典范公益项目”。也从侧面说明了“APP青年公益实习”本身的确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价值。
在支持和反对的争论之外，本次活动的主办方黄奕聪慈善基金会也有一肚子苦水。他们认为“APP青年公益实习”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项目，通过项目主办方选拔出的优秀大学生进入公益组织，既为公益组织提供了人员支持，也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公益的种子。但是，在这次强烈的抵制下，不仅让基金会难以开展工作，还让许多公益组织迫于压力失去原有的支持，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而“APP青年公益实习”项目的3名工作人员也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公益活动，加班加点来应对这些反对浪潮。
其实，简格民抵制APP的初衷是希望让这件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从而唤起行业对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底线的思考。但事情似乎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下去。截至2014年9月，已有五期，共计171位大学生在公益机构完成了APP的暑期实习活动。APP青年公益实习还在继续，而关于这次活动的争议却逐渐平息。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各家机构或许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如果没有多元化的公益组织发展空间，在企业的强势下，一定还会有下一个金光APP被推上风口浪尖，一定还会有下一批公益组织在茫然中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