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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益研究两种方法的观察思考

       6月5日,第二次公益研习营课程开课——由王晓毅老师为我们讲解量化研究的方法。我想结合自己完成过的、目前正进行的研究来探讨质性研究量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早在从事公益行业之前,当我还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张力。高我们一届的学姐学长毕业答辩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写作的人文地理相关论文除了个别都被一轮“挂”下,要求重写。而做出这些决定的老师来自自然地理系,他们的理由看似也十分充分:“你的论文都是描述和事例,还有访谈,无法证明普遍性,没模型没数据,啥都说明不了。”为此据说还引发了两个系老师之间的论战。

       按下门派之见不表,当我成为了一个公益研究者之后,两大类方法之间的张力前所未有的展现在我眼前。我的工作是媒体监测,主要针对特定议题的媒介呈现进行分析和研究。其时我恰好负责两个截然不同的报告:一个侧重用大数据说话,以数据来说明趋势和提供建议;一个以对事件的介入和田野访谈为主要方法,借此研究发生在性别领域的社会运动。从广义上说,两者都是对中国当下性与性别平等倡导的研究,不论是从媒介呈现还是从行动研究的角度,概莫能外。听过这节课之后,我对工作中所应用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两者关系有了新的看法和认识。

       首先,量化的成本高,但是总体而言比较简单,质性研究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考验研究者的水平。量化即便涉及到比较多的变量或者复杂的相关关系,也更符合我们的逻辑认证原则,尤其在说明问题的存在时,十分有说服力。在分析因果关系时,通过不同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可以有效证明相关性,或者在后续的田野调查和走访中进行前后映证,以证明其合理性。

       然而定性方法其实是难度更高的。

       首先,如果进行结构式的访谈,需要对事件/社区/环境进行全面多维的了解,才能够明确自己需要问的问题,否则只能停留在泛泛的表面。很多人指望自己的访谈对象告诉自己一些令人意外的发现,诚然,这样的访谈对象是存在的,但是概率很低。一些访谈最终会流于无意义和低效的对话,原因往往是没有对受访者进行足够的了解,受访者对谈话的内容也会有所保留。

       即便不保留,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基础的介绍上,不仅彼此浪费时间,也难于深入;在参与式观察中也是这样,没有事先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储备,很难在参与中发现真问题。

       而到了定性分析的阶段,则更是让人头疼。对一篇新闻,如何判定它的报道立场?以词频?以是否出现关键信息?还是全篇中心主旨?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依赖于个体监测者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水平,这也就成了定性分析跃向专业研究的阻碍。解决的办法是统一标准,做出相应的文本圈注,但这又增加了数据库的冗余。然而倘若将文本内容按照统一的编码进行处理,提取关键词、确定主旨,转化成类似“新闻1,正面报道,正面事件,社会民生题材,经济类报道”这样的一串信息之后,不论如何去做定量分析,相比定性的过程,都会显得容易很多。

       量化研究的结果可以成为进入质性研究的入口,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在一个研究方案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如何搭建和构建是研究者需要去探索的重要问题。目前本人碰到的思路有这么几种:一是把量化研究作为前期的铺垫,发现需要研究的问题,再去用质性研究来解释问题缘何产生;二是把质性研究作为前期铺垫,摸索研究对象在此研究中需要重点涉及的问题领域,再设计量化分析框架;三是两者同步进行,搜集和形成数据库的过程就是定性—定量的过程,筛选不同的相关变量,得到不同的结论,再以此分析相关性。

       最后,我想如要更好掌握量化研究,课后还需要自己全面地复习关于量化研究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比如自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基础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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