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地震的第二天，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10家较大的社会组织，向全国发出抗震救灾倡议书。同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57家社会组织发表了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据不完全统计，有3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到一线救援工作中。那一年，中国慈善捐赠金额首次破千亿；那一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但是，也必须看到因为缺乏经验、专业性不足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低效。
从汶川到雅安，公益组织蜕变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地震，众多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更为专业的帮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和彼此，迅速展开了优势互补的合作。
地震1小时内，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四川及周边救援队便陆续集结完成，出发前往灾区搜救、转运伤员。同时，壹基金联合救灾的合作组织也同步展开第二阶段灾后安置工作，从四川、陕西和贵州的备灾仓库起运帐篷和生活物资，并为灾区儿童提供安置场所“儿童服务站”。
地震发生近2小时，成都近10家公益组织迅速集结开会，集中讨论组织救援工作。当天中午，“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便基本整合完毕。
远在杭州的户外应急救援队别名“公羊队”，地震当天，十数名救援队员分成三个车队，带着一个搜救犬队，满载专业救援及通讯装备奔往雅安灾区。在“公羊队”论坛的帖子中，开篇即用红字写道：“公羊队所有队伍及个人，未经准许，禁止前往救援现场”。在雅安救灾中，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在前期交通管制下获发通行证，深入震中抢险的民间组织。
22日，30家公益机构举行第二次信息分享会，进行灾区前方信息的分享。同时，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乐康关爱生命发展中心等机构分别着手准备对灾区群众和前线返回人员的心理救助和疏导。
8天内，多个合作组织相继出现，他们内部设立工作站，协调各方信息和资源，共同为灾区提供服务。地震第10天，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立，致力于促进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在防灾、减灾、救灾、重建中的沟通、交流，搭建合作与协同的灾害应对平台。
社会的捐助也在向民间公益组织慢慢倾斜，截至2016年3月31日，壹基金收到芦山地震捐款约3.86亿元，累计支出资金2.29亿元，联合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先后开展了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此后，在鲁甸地震救援、尼泊尔西藏地震救援中，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不断成熟，并协助民政部救灾司、国家减灾中心联合举行《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培训班》、《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协作研讨会》和《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桌面演练》。
民间救灾从汶川地震时的爱心涌动，到雅安地震后的共识萌生，到鲁甸救灾时的联合尝试，再到协助政府开展桌面演练，一路探索尝试，逐渐成长。
善款流向更加公开透明
9年前的汶川地震，民间爱心汹涌，社会纷纷解囊相助，但因为科学调配公开机制尚不完善，争议时常发生。汶川地震后，在四川慈善总会的公示中，使用方向多为“成都市灾民生活安置”、“应急阶段赈灾物资购置”，而如何安置灾民，采买了什么物资，花了多少钱，均没有公开。四年后，北川灾区的救灾物资四年未开封被爆出，甚至有过期口罩、卫生巾，当地民政部门都不知情。
反观一些境外机构，比如香港乐施会，汶川地震第二天就派人赶到成都开展救援，在最后的工作报告总结中，乐施会列出了每个项目援助的原因、实施手段、投入资金、合作伙伴、项目成果。
这样公开透明的运作也渐渐被大陆的公益机构所学习。尤其是2013年之后，网络捐赠大幅增长，公众的捐赠也更趋理性，公益机构的资金和项目运作透明与否，往往能决定一个机构的生死。除了主动披露信息外，来自公众、媒体、政府甚至其他机构的监督也在塑造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慈善环境。
不仅救灾，更要防灾减灾
在雅安地震来袭的前几天，曾经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还在筹划向乡村教师和志愿者发放“灾害教育盒子”的项目，其创始人安猪说，“我们希望让乡村的学生掌握更多灾害防治知识，比如设计逃生路线等等。”
汶川地震，催生了专注于防灾减灾教育的组织——平安星防灾教育中心。其秘书中刘国强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发现更适合民间高效参与的未必是救灾，而是灾前的工作。到雅安地震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基金会和政府也愿意支持，但有专业能力的机构非常少。
刘国强曾在2015年的第四届中日NGO论坛上说：“与此不匹配的是，能做防灾减灾的专业机构非常少，两三年前屈指可数。现在机构多了起来。但是我们在思考，现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效吗，真的有科学性吗?……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做防灾减灾的项目，我们得不到在技术上的支持。”刘国强期待，能有更多专家重视防灾减灾的技术和教育。
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11日，扶贫基金会又发布了《中国小学生减灾教育现状基础调研报告》，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儿童有必要学习预防自然灾害的知识，但家长和老师对如何有效开展安全教育却不甚了解。扶贫基金会将联合多方力量，加强对学校和社区减灾教育支持，组织专家团队编写《中国小学生减灾教育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