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段上海携程托管亲子园教师殴打、虐待孩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事件被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携程公司已于第一时间成立了紧急处理小组，CEO孙洁承认监管失职，于11月7日报警，要求园方予以严肃处理。
然而，纵观大部分议论与回应，仍然聚焦于儿童暴力、教育监管等话题，鲜有人关注这次事件与其它幼儿园虐童事件的不同之处：携程亲子园是一家企业托幼机构。
企业托幼是如今已经少见的民间公共托幼服务模式，如果操作得当，将为职场父母，尤其是承担大部分育儿职能的女性减轻很大负担，促进更多女性进入、留在工作领域并获得后续相对平等的升迁机会。
这次虐童事件的讨论中，缺乏了这样的一种声音：即我们在愤慨于虐童工作人员暴行的同时，在奋力深扒各责任方资质、不依不挠地追讨处理方案之后，不能因噎废食地否认多元化的公共托幼模式，而是应该进一步思考与行动起来，将它发展得更加完善。
亲子工作室：
难得的企业员工托幼为何沦落至此？
携程亲子园是一家什么机构？
据了解，携程亲子工作室隶属于上海市总工会“职工亲子工作室”项目，是第一批全市12个试点之一。
由于早期场地、类型等不具备托幼资格无法开办，在上海市长宁区妇联的牵头下，携程建立了三方机制，选择“为了孩子学苑”作为第三方教育机构，于2016年2月正式开班。这家亲子园主要为携程内部员工提供半岁到3岁婴幼儿日间照料、幼儿临时托管、小学生课后托管、幼儿寒暑假托管等服务。
携程CEO孙洁曾经提到，建亲子园的初衷是为方便员工，解决他们上班的后顾之忧。
这样的模式让很多人想到了曾经在我国大范围实行过的公共托育服务。90年代末之前，单位制托儿所非常完备，国营企业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托儿机构来为本单位职工提供保障。现在70、80后的很多人想必还有着儿时被送往父母所在单位、工厂托儿所、幼儿园的回忆。可随着自由资本逐渐代替了国有模式，加上各项政策的实施逐渐将育儿成本推回个体家庭，这样的机构越来越少了。
携程是尝试重新启动企业托幼模式的少数公司之一。这个尝试一度被当作是巨大的“员工福利”而受到欢迎。
截图来自知乎
然而，我们也不禁需要诘问：究竟是什么让本来有心办好的一样事以现在这种人人声讨的局面收尾？这背后，不应该仅仅是资质监管和人心叵测一类的简单答案。
公共托育：
女性摆脱育儿“重负”的解决之道
今年8月，携程CEO孙洁正式签署联合国妇女署WEPs 《CEO支持声明》，在携程集团推行“赋权予妇女原则”，这项联合声明承诺将促进提高职业女性在职场的地位。不知这项合作的签订与携程实行了一年有余的单位托幼功绩有无关联，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为女性员工降低育儿负担，给她们提供更加便利有效的公共育儿服务，对职场女性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图：携程CEO孙洁（左）与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区项目经理汤竹丽（右）签署《CEO支持声明》
据今年稍早报道的资料显示，携程公司目前孩子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员工有800多名，已有120多人选择了亲子园，并陆续有新进员工排队申请。亲子园收费不超过3000元/月/人，相比于上海很多民办幼托机构的价钱已经算是低廉，再加上可以带着孩子一同上下班，对幼儿的父母来说绝对更为方便的选择。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一直以关心人口问题的形象在大众视野中出现，屡次发表言论呼吁中国人多生二胎、三胎。他的文章《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也曾提到过：
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那么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是双职工家庭，只能选择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作用？比如，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部分幼托职能？很遗憾的是，大多数企业恐怕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企业兴办的托儿所也很难通过苛刻的经营资质审核。
总之，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梁建章很多鼓励生育的言论让人不敢苟同，女性生育意愿降低与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除了受环境条件的影响，更多是因为她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但抛开目的性不谈，上面这些话说的倒也不假。生孩子对于绝大多数的女性来说，并不只是简单的牺牲几年个人生活的问题。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养育孩子对一个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主要还是要由母亲来承担。大城市中许多年轻的家庭，认为自身内部的家务分工已经相对平等，但有了孩子之后，女人们往往发现，需要无微不至关照孩子感受、惦记各种育儿事项的，还都是要自己来承担。
截图来自新浪微博
与这种要“做个好妈妈”期待所对应的，母亲们更多选择减少在职场的工作或者干脆退出，而父亲与此相对地则会增加工作方面的投入。这种对于“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隐形加强，并不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职场参与度增高而有明显的削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家庭中总要有人牺牲以承担照料职责。
这个“总要”背后的无奈，在于没有选择。各色科学育儿理论的流行，对家长的陪伴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最重要的是，社会、企业托育制度的不完善，让社会将育儿重担推给家庭，而家庭再进一步将它转移给了看似有“育儿天性”实则是地位更不重要的女性。
不要止步问责：
女性摆脱育儿重负的出路在何方
所以，比起本来因为全面开放二胎而更加大肆其道的职场性别歧视，携程公司愿意用设立企业托幼园来吸引、鼓励更多女员工进入职场的初衷值得肯定。虐童事件被曝光之后，大多数报道与讨论多将重点放在了儿童保护与托幼机构资质审核等问题上，更有许多义愤填膺的家长与网友声泪俱下地谴责虐待孩子员工的暴行。
携程亲子园涉嫌虐童老师下跪道歉的视频截图
这些都没错。今天上午，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发布通报称，携程亲子园的3名工作人员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而在携程稍早发出的回应中，目前亲子园已停止运营，暂时没有开业打算。公司将对家长进行赔偿，并进一步加强对于亲子园的监管力度。
这意味事件的圆满解决吗？或者，再进一步追责？
网络与社交媒体上，很多关于此事件的评论和转发中，一些人提到，因为看到这件事的发生很难再对这类托幼机构产生信任。
携程亲子园涉嫌虐童的监控视频截图
看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幼童被残忍对待也许最容易引发共情，但与此同时，对职场妈妈们毫不友善的环境与政策也无时无刻以不那么“血淋林”的方式在压缩着女性的天空。
停职、关停、刑拘，不应该全然是这类托幼机构的结局。因为还有太多的女性——尤其是经济条件一般、以及无法拥有老人帮忙看管优势（这实际上也是对于家庭中更“次等”成员老人的剥削）的女性——还在亟待着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帮助她们分忧，让她们更加顺利、无畏地在职场和其他公共领域施展自己的能力与抱负。
另外一个暴露出的问题是，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想要开设企业自己的托幼机构时仍困难重重。管理该亲子园的第三方机构隶属上海妇联《现代家庭》杂志社。在现行的政策环境下，民间办园门槛过高，权力运作不透明，企事业兴办托儿机构难成主流，因为付出的成本通常异常巨大。
截图来自新浪微博
“坏人”或许一直存在于这个社会上，但类似的幼儿园虐童事件频频发生，有时也许不像是大部分人想象的“监管不力”这样单纯的理由，反而恰恰是死板僵硬的制度阻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多少真心想做好幼儿教育的民间力量难以介入，日益暴涨的公共育儿需求无法被满足。
中国女性在目前的生育和公共服务政策下，仍然远远不能实现生育上的自由选择。即使像此次携程事件一样，各方（企业、警方、妇联）配合行动处理，口号也跟着喊起来了，大部分人却还是因噎废食般地在愤怒中忘记了事件表征背后的生育支持和女性地位问题。
这显然远远不够。将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本来已经如此艰难，如果再因为恶性事件仅仅教会了她们不可信任公共托幼服务，转而回归家庭，着实得不偿失。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思路，来让社会、企业在不终止对工作女性提供便利、减轻她们育儿负担的同时，让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的环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