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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徐永光:中国公益要靠一批有“野心”的中生代、新生代来挑重担

   导读: 

 

2020年8月26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思想峰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公益界和关心公益发展的各界人士50余人,围绕“基金会行业与社会资源配置”的主题,进行了一整天的思想碰撞。

 

本次思想峰会得到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度轮值主席——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现将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发起人之一、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思想峰会上的发言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注:本文经嘉宾确认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原题:改变公益生态,草根组织该当何责?

 

 

公益生态需要改变,这是行业共识;公益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公益生态系统的最大痛点;公益生态的改变,谁来担责?除了政府之外,我们往往盯着有资源的公益大户,包括基金会、慈善总会和公司捐赠人。这些都没错。特别是有钱、有权(公募权)的公益组织,在做大自己的同时,应同时考虑为行业成长、为公益生态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

 

改变公益生态,草根组织该当何责?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话题,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图片源自于网络

 

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以此来描述我国公益生态现状不一定恰当,姑妄用之。说实话,在中国公益版图中,有几个真正的“饱汉”?基金会、慈善总会多半也在忙于“谋食”,主动从碗里分一杯羹出来的并不多。服务于社区第一线的草根公益组织资源少,不能直接募捐,属于“饿汉”之列。改变公益生态,对于草根组织来说,需求最强、受益最大、动力最足,穷则思变,成为变革推手,天经地义,理所应当;草根公益是民间慈善的“人间烟火”,代表正宗,努力获取资源,争得自己的主体地位,不仅名正言顺,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些草根公益领导人面对困难怨天尤人,以为改变公益生态首先是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的责任,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这种观念必须纠正。

 

草根NGO改变公益生态,早在130多年前就在美国发生了。全球联合之路诞生于1887年的丹佛市,是由草根组织自下而上推动发展起来的联合劝募模式——与公司志愿者合作动员捐款、老板配捐、分配给当地草根组织用于社会服务。在美国休斯顿联合之路负责筹款工作十几年的华人朋友李允晨女士,2005年应邀在“中华慈善大会”上发言,她认为,联合之路就是草根慈善组织的联合慈善总会,所以直接翻译为“联合慈善总会”。她说:“休斯顿联合慈善总会每年募款6千万到7千万美元。总会的功能是为下属的70家社会服务机构统一募款、考核评估服务效绩、分配捐款,提供培训、协调活动等,不承办具体服务项目。联合慈善总会年度捐款总额中88%的基金,经过严格的考核论证后,按服务项目被分配到总会下属的70个服务单位,包括各类服务老人、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妇女、以及救灾服务等机构”。

 

联合之路百年来一直雄踞全球最大的公共慈善机构之列,已经在4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拥有近1800个网络会员机构,年筹资额达50亿美金。联合之路的全球会员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其办事处在上海,为境外NGO登记注册。

 

我研究联合之路20多年,深信中国草根组织与公募基金会、地方慈善总会合作,创造中国特色的联合劝募模式,基本上没有法律、制度障碍,现已具备市场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而且已有不少成功模式,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从成立起就定位在联合劝募。改变公益生态,可为空间很大,所缺的,只是公益组织自我突破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图片源自于网络

 

新冠疫情发生后,大家都很关注草根组织的生存发展问题。《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第三部门”疫后求生的报道,指出“14%的社会组织生存堪忧,面临倒闭”。文中介绍的一家深圳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却找到了逆势突破的机会。这个机构是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服务的,在父母上班时,给孩子们上绘本、音乐、戏剧课(附一句点赞,儿童艺术教育是孕育诺贝尔奖天才的很好的公益行动,投资今天,收获未来)。受疫情影响,绿色蔷薇和很多中小社会组织一样几个月没有收入,难以为继,机构面临关门的风险。创始人丁丽不愿“等死”,发出一封《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的筹款信。没想到,筹款竟然“出了圈”——原打算像往年一样筹10万元项目资金,结果10天后,竟然筹到了56万元。不仅够2年的开销,还激发了丁丽扩大机构服务规模的“野心”。丁丽过去主要向基金会申请资助,这次面临基金会“断供”,一封面向公众的筹款信却让她绝路逢生,发现了慈善资源的“新大陆”——“众多方式中公众筹款的效果是最快的”。

 

这是一个草根组织改变公益生态的案例,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在困境中求生,突破以往资源获取的路径依赖,借助公募平台,用一封筹款信打开了社会动员、公众参与的通道。从影响力看,这家机构过去10万元资助款,也许只是来自一家或几家基金会;现在几十万元捐款,来自成千上万的捐款人。而捐款人中,有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有企业老板、有富家太太,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一家公益组织,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NGO,唯有赢得个人捐赠支持,才能赢得市场,赢得未来。因为素不相识的自然人给公益项目捐款,他们只认项目好,捐得值,捐得开心。捐款人体验好了,还会口口相传,影响更多的人。这种取民心的慈善资源获取路线,比“傍大款、吃大户”更有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图片源自于网络

 

对此,我有切身感受。当年希望工程就是从动员个人捐款、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开始的。一天,可口可乐中国区董事长陈奇伟来了,带来大笔捐款。我问:公司为什么想到来捐款?他说:社会上这么多人支持希望工程,公司不捐款,就脱离群众了。

 

最近,《社会创新家》报道中国好公益平台,记者问我:好公益产品规模化中最大的困难和瓶颈是什么?我回答:是好公益品牌创立人和品牌机构的“野心”不够大。我记得马蔚华说过“公益人要有‘狼性’”。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公益创新家必须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矢志不渝的社会使命感、永无止境的创新冲动。有了这种品质,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

 

“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方树功就是这样的人。他原来是航天工程师,一次偶然机会到养老院陪伴老人,让他感悟到,“用生命陪伴生命”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值得放弃原来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去做。几年前,十方缘志愿者每年可以陪伴4000位临终老人。方树功说,中国每年有4000万临终老人,陪伴这些老人,十方缘需要一万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要做规模化,于是与中国好公益平台结缘,走上了快车道。几年内服务规模已经增长了几十倍,他没有满足,因为离4000万的目标还很远。自觉觉他,爱洒天下,这就是方树功的“野心”。

 

上月,中国公益界失去了商玉生先生。商老师是当代中国公益创新发展的元老级、功勋级人物,是中国公益行业自律制度建设第一人,他的专业追求、责任担当和道德感召力,令几代公益人高山仰止。商老师为公益“立德,立功,立言”,按照儒家传统标准,堪称“完人”。我送给他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天降大任于斯人笃行公益大道其修远兮鞠躬尽瘁不止步

德惠无量一完人寄托公民社会未竟理想死而后已有来者

 

 

我们八、九十年代开始做公益的一代人,多半是体制里出来的、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来做公益,大家都很抱团,都想为改变中国、改变世界做点事。这种情怀,也许和我们都经历过“文革”苦难有关系,改革开放让我们进入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这一代人做公益的剩不了几个了。

 

当今时代,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发展的条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更加复杂,面临的挑战更多,中国公益,要靠一批有“野心”的中生代、新生代来挑重担。“野心”是抱负——胸怀天下,是担当——脚踏实地,是格局——不做小圈子,是敢担风险——社会要允许试错。凡是公益抱团的活动,我都愿意站台,随叫随到。

 

*图片源自于网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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