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
在这里，让我们一同走进人道救援前线
面对政局不稳、气候变化和疫情影响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南苏丹成为世界上饥饿问题最严重、最需要援助的国家之一。来自澳大利亚的芬妮-布朗医生（Dr Madeleine Finney-Brown）去年加入了无国界医生，去到了南苏丹拜赫尔加扎勒（Bahr El Ghazal）州首府乌韦勒（Aweil）的医院。她记录了自己作为儿科医生在当地医院里经历的心碎时刻，以及将终生铭记的震撼瞬间。
© Deng Garang Nyeng
作者芬妮-布朗医生（左二）和她在乌韦勒的同事们。
美妙的哭声
乌韦勒算是南苏丹的大城市，但医疗设施也很有限。这里有一间卫生部管理的大型转介医院，早在12年前，无国界医生就接手了这间医院的儿科和产科部门。我们的项目上总共有400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南苏丹本地人，包括技术熟练的全科医生团队。我在这里主要是为医护人员们提供支援，尤其是当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和新生儿病房接收病情严重的病人的时候。
我刚刚到达这里时，南苏丹的雨季已经开始，这也正是疟疾高峰期。脑疟是疟疾中最凶险的类型之一，发展到这程度的孩子来到医院时通常已经处于不同阶段的昏迷，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希望治疗起效，希望孩子们不会停止呼吸，希望他们不要再反复出现持续的癫痫，希望他们能够醒来。
© Madeleine Finney-Brown/MSF
作者所服务的儿科重症监护室内的病床。
我接手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一名患上脑疟的3岁女童，她妈妈带她来医院，告诉我们小女孩有短暂的发烧、嗜睡史，意识逐渐模糊。我们给女孩服用抗疟药、抗生素，为她补液，然后开始等待病情好转。
第二天早上，她完全失去意识，呼吸更加困难，她的妈妈请求我们救救她的孩子，但是我们只能继续治疗，并继续等待。
© Anthea Fisher
雨季的南苏丹乌韦勒。
小女孩的对床是一个夜里被送过来的两岁男孩。他也得了脑疟，躺在复苏病床上。医护人员给他戴上了呼吸面罩，手捏球囊为他通气。夜里他都 癫痫发作了好几个小时，用了多种药物，似乎最终止住了癫痫，但是意识仍然很模糊，多次停止呼吸，看起来情况不妙。
每天早上进入儿科重症监护室，我都紧张地屏气凝神，希望病床上的病人还是前天那位。当地员工总是尽其所能，倾尽所有资源去救治病人，但他们也面对了太多救治病人的挑战——很多孩子被送来时已经病得很严重，有些人能够挺过去，有些则不能。
到医院的第三天，我没有在病房看到那个三岁的女孩，病床上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病重的另一个孩子——小女孩没有能够挺过去。
我很沮丧地扭过头去，却正好看到那个两岁的小男孩坐起来了，他在喝奶。看到我欣喜的脸庞，小男孩放声大哭，这哭声真美妙！他会活下来，对此我们都心存感激。
母亲的选择
前几天我和我们的一个司机聊起了今年雨季来得很晚。他解释说，在这里雨水过多或不足一直是个问题。一些地方遭受洪水的同时，另一些地方缺乏种植庄稼所需的雨水，导致许多地区都出现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更糟糕的是，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导致物价上涨，原本就挣扎求生的家庭雪上加霜，没钱用，没收成……没吃的。
我们在医院里每天都能看到活在极端贫困下的例子。有个住院一周多的小病人，才6个月大，他患有唐氏综合症，因严重营养不良和肺部感染入院。当我见到他时，他的病情在好转，但离不开氧气。
由于唐氏综合症，他的肌肉张力减退，坐不起来。他平躺在地上，好奇的眼睛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把我们的活动尽收眼底。他一边用手捂住嘴一边嘟囔着什么，胸廓呈桶状，这是慢性呼吸窘迫的迹象，很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 Ismahan Ciftci
无国界医生的车辆驶过牛群。这些家畜是当地大部分居民最宝贵的财产。
我想知道他的呼吸状况是否恢复到基线，听呼吸音时，我禁不住心里一沉，因为我听到了一声刺耳的杂音。这里没有心脏超声检查，我无法确认是什么问题，但我在脑海中列出了各种可能的诊断，种种可能性都需要经过手术才有可能缓解和治愈。
他母亲很沮丧，用丁卡语说了一段话，我们的翻译告诉我：“她想带孩子回家。她说家里食物不够，她不在家，第二小的孩子就会挨饿。如果这个孩子难逃一死，留下来看着他死去，同时放着另一个孩子死在家里又有什么意义？”我再次感到很揪心，在这里的人们生活如此艰难。
为了家里其他的孩子，我们也要安排这位母亲回家。我们讨论做超声心动图是否会改变我们的治疗方法。在南苏丹，即使是简单的心脏手术也不是必然的选择，极少有病人能负担得起去周边国家做这些救命手术的费用。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试图让他不再依赖吸氧，并用药物控制他的心力衰竭，这些只是权宜之计，但希望这些治疗能让他回家。
这是个关于挣扎求存的可怕故事，但可悲的是这故事并不唯一。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南苏丹是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形势最堪忧的4个国家之一。
生死边缘
每天早上，我都会从重症监护室开始查房，这里的病人大多是从急诊室和其他病房转过来，来的时候经常濒临死亡。
在重症监护室，我们通常有两名护士和一名临床技术人员全天守候，白天有一名医生在现场，下班后随时待命（医生覆盖了多个科室和病房，无法全天候陪伴病人）。
这里的临床技术人员经过了培训，能力与医生相当，但受训时间比医学培训短，而且更侧重于模式识别。他们是我们医院的骨干，通常最先接触病人，作出诊断并开始治疗，传达坏消息，实施复苏操作。
一个周三的早晨，我走进重症监护室，发现临床技术人员在护理复苏床上的一名7岁的病人。邓（为保护隐私，此处使用化名）因脑疟和顽固性癫痫而入院，被注射了地西泮和苯妥英钠，现在在喘息，血氧饱和度低，心率也低，似乎即将被死神带走。我们不能确定这情况是因为脑疟，还是用来终止癫痫发作的药物引起。我们决定使用带氧气储气袋的简易呼吸器协助他呼吸。
© Madeleine Finney-Brown/MSF
这就是产科和儿科的入口。
邓很快停止了喘息。但谢天谢地，他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在手动辅助通气后上升了，只是他仍然无法自主呼吸，这意味着邓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我的同事手中。我们没有呼吸机，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让病人长期吸氧，同事只能不停地手动捏着呼吸球囊。
我们已经用简易呼吸器给邓通气了将近20分钟，但他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我请翻译帮我和他母亲进行最艰难的对话，“你的孩子不能自己呼吸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可能还是救不回来。我很抱歉。”最后我问她是否有任何问题。她一直在旁焦虑地看着我们，用丁卡语回答说，“我有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祈祷？”我对她的回答感到很意外。我回答她，“当然可以。”她开始祈祷。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希望我能铭记那个时刻。
那个早晨，简陋但混乱的重症监护室里，9张病床住满了医院里病情最严重的病人。邓的隔壁是一名患脑膜炎的婴儿，他还没醒过来，也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婴儿旁边是9个月大患有唐氏综合症和肺炎的女孩，每呼吸一次都会喘气；再旁边是一个被蛇咬到双腿的12岁男孩。男孩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达医院，当时左腿已经出现坏疽，按计划要截肢。我们都寄希望于他的右腿肿胀能减轻，这样至少能保住一条腿。
男孩对面是一名一个月大的女婴，起初我们以为她得了肺炎，但检查发现她的心脏结构有缺陷，除非家人能负担得起去邻国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做手术，否则就只会夭折。女婴的妈妈每次亲她的时候，都不满足于仅亲吻一下，一下，两下，三次，四下，要亲就要亲四下才足够。接下来的两张病床上都是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脑疟患儿，无人能确定他们是否会康复。还有一个6个月大的孩子患有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腹泻和胸部感染。骨瘦如柴的他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呼吸时肋骨格外突出，仅仅是呼吸的动作就耗尽他全部力气。对了，在角落里，还有一个15岁的男孩，同时患有1型糖尿病和癫痫症，他经常因为没有注射胰岛素而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院。这次他也得了疟疾，神情萎靡。
那个时刻，我听到输液泵的噪音、制氧机的噪音、婴儿的哭声、迷茫少年的呻吟声、某人的手机铃声、吊扇转动时的吱吱声、远处发电机的隆隆声。
然后，邓的妈妈开始唱一首赞美诗，旋律优美动情。她的信仰，她的爱，她的力量都灌注到了音符里。我们连续捏了40分钟呼吸球囊，真的需要停下来了。一名护士给邓戴上氧气面罩，我们都屏住呼吸等待。邓妈妈的祈祷更加有力。在我们观看和等待的时候，时间流逝得非常慢，然后……他喘了一口气，又喘了一口气，他开始自主呼吸！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新的挑战出现了！意识有所恢复后，他的癫痫发作了。我们开始用更多药物治疗。他整天昏迷不醒，中间经常抽搐。晚上离开病房时，我想他的疟疾太严重了，很难救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让我惊喜的是，这个男孩醒了，尽管有点烦躁。他还不能靠自己坐着，他妈妈扶他坐起来，喂他吃粥。我们用世界通用的语言——咧嘴笑给对方打招呼。他对他妈妈说，“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会回家，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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