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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的样式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总是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互动。同时,这一过程会因文化主体的不同境遇,以及由不同境遇造就的不同心态而表现为不同的传承样式。当文化主体自信开放时,文化传承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继承、对异质文化的兼容并包,以及以上述二者为基础的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创新;当文化主体骄傲自大时,文化传承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固坚守,以及对异质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盲目否定;当文化主体落后于时代时,文化传承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怀疑否定,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全盘接受。

  以上三种文化传承样式,在我国历史上都有体现:汉唐对西域等异质文化的开放包容、清末在文化发展上的故步自封、近百年来我们对母体文化的怀疑批判,以及在某些问题上的盲目西化。这些文化传承样式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社会发展中的逻辑结果。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角度看,文化主体的不良境遇和不良心态会引发文化传承的或保守或激进的倾向,只有文化主体的自信开放才能带来一个民族良性的、稳定的文化发展。另外,以长久观点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只要这个民族的血脉没有连根斩断,她的文化传统就不会突然断流。任何更新、创造文化的主体都带有传统印记,任何外来文化若能融入本土文化必须获得本土的理解与认同。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对该民族文化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以传统文化为其底蕴吸纳异质文化和时代精神,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涵。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们国力提升和文化意识觉醒,盘踞在中华大地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自卑心理逐渐弱化,代之以不断积累起来的文化自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出现了复兴的态势。这场非由官方推动而由民间自发的对母体文化的追思,虽然内容上深浅不一、形式上雅俗各异,但却真实地反映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这说明文化传承已开始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古,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样,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仍然是借文化复兴之名,行文化建设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厘清文化传承的方法和路径,以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促进当代文化发展。继承、转化、创新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互动的基本途径。

  文化传承首先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一种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贯穿其中的是这个文化的基本理念。雅斯贝尔斯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和路向已然在轴心时代形成,人类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轴心时代以被“重新燃起火焰”。我国先秦时期产生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轴心”,其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生不重知论”(张岱年)的哲学特质。这一特质使中国文化与古希腊传统以来的西方文化相较而言,更加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生意义,更加警惕技术异化带来的危险。现时代我们继承文化传统,需要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理解。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学界多有讨论,张岱年先生曾简要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表现出中华文化独特的创生精神和守成精神,赋予中华文化以绵延不断、兼容并包的力量,使之历经磨难而薪火相传,成为世界唯一一个在文化上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其所传达的发奋图强、包容守德等精神,是当代社会尤其需要珍视和发扬的品德。

  文化传承也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传统文化的很多观念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具有适应当时社会的具体内涵,但经过适当转化可为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合理视角。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形成于农业社会,表达了先民在宇宙中的价值取向和自我定位,以及与此相应的思维方式。人与“天”之所以能够具有同一道德属性,就在于人将自身看作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与把自然置于人的对立面、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和掌握控制的古希腊传统志趣迥异,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依靠科技力量建立的现代工业文明更是截然不同。目前面对工业文明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可将传统社会“天人合一”的理念进行适当转化来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强调人与自然“一体化”的观念,使工业社会在发展中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对立—控制”的关系为“一体—和谐”的关系,从而改变人与环境的对立紧张。

  文化传承还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信仰主要是由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在我国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或者步入可以展望的后工业社会过程中,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一些新鲜的文化理念将会应运而生。既然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力量,而且在历史上中华文化传承本就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博弈融合,那么传统文化吸纳异质文化、进行时代文化创新,就是可能的与必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已经对此做出有效说明。

  从逻辑上分析,在未来,能够在传统基础上生发出来且是新时代对人们思想的新要求,将表现为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这些理念的产生既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结果,又是个人权利和义务在现代社会活动中日益凸显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现代理念虽然源自西方传统,但其内涵将面对中国传统发生适应性的改变。平等理念在一定意义上源自古希腊商贸活动,以及基督教传统中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同等地位,自由也是以此为基础对个体独立性的强调。当这些现代理念面对崇尚和谐、群体意识较强的中国文化时,将获得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新内涵。具体表现为在强调人格平等的同时,尊重代际长幼的差异;在挺立个体精神的同时,保留人际和谐的力量。

  传承与建设并行

  以上文化传承的三条路径,既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文化自信的基本表现。同时,因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当代文化的建设本是一体之两面,是同一动态过程的不同表现,因此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传承将构成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上述三条途径同行并进、各自发挥不同作用:继承表现出民族文化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转化和创新既表现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互动,也表现出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包容。唯此三种方式齐头并进,方能显示文化主体的自信和自觉,使文化传承走向良性发展。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生的特质,可用张载的四句教训概括这一过程的实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既为中华文化之魂魄和用意,更应是今天知识分子备感荣光的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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