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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背后的元代政治温度

  爱好传统戏剧的人几乎都知道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这部带有浓厚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戏剧堪称元代文学的高峰。

  窦娥想不到的是她们才离虎口又进狼窝,这张驴儿是个典型的流氓,救她们婆媳本就有别的企图。他与父亲强行搬进蔡家,威逼蔡家婆媳与其父子成亲。窦娥不从,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再向窦娥下手,没想到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诬告窦娥杀人,太守桃杌不认真侦查案件,只是一味刑讯逼供,为了保护婆婆,窦娥只好含冤认罪,她因此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为了表示自己的冤屈,她立下三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结果一一应验。像绝大多数中国老戏一样,《窦娥冤》也有个光明的尾巴:三年后,窦娥的冤魂向已成廉访使的父亲控诉,冤案得以昭雪,恶人一一得到惩处:首恶张驴儿被斩首,赛卢医被发配充军,桃杌被革职永不叙用。

  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窦娥冤》里,流氓横行霸道,官吏草营人命,平民百姓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社会无比黑暗。真实的元代,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呢?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写到了元代统治者的屠城。“鞑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蒙古攻灭金朝,人口比战争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宋代四川人口近两千万,元军过后,只剩八十万。

  后来,蒙古贵族觉得把汉人全部杀尽了,没人给他们做奴隶,屠城的事才渐渐减少。元朝统治集团完全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他们将奴隶叫作“驱口”,即供驱使的人口,在“人市”可以自由买卖。一个中等官员可以使唤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则有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占有七千多个驱口。这些驱口不仅得向使长缴租,还必须向政府纳赋。驱口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

  蒙古贵族想要得到汉人的田地,无需用钱租买,只需将原主人赶走就行。赶走了汉人,就让田地荒芜,生出野草,以利放牧,时人记载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为了笼络蒙古贵族,蒙古大汗甚至经常将农田和作为农田主人的汉人赏赐给王公功臣,一点也不在乎被当成赏赐物的汉人的感受。

  蒙古官员断案也绝无公正可言。他们目不识丁,“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官既不管事,也管不了事,吏员便趁机以案生财,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办事,大江南北,地痞流氓为非作歹,窦娥这样的蒙冤者胜不胜数。

  元代当政者对汉人的生产、生活进行严格限制。比如汉人每二十家被编成一甲,由蒙古人做甲主。甲主的所有花销都要这二十户汉人承担。晚上一更三点之后禁止出行、点灯、活动。为了防止汉人造反,皇家禁止民众田猎、习武、拿兵器、聚众、野行。每五家汉族人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平时还要放到蒙古人家里,要做饭时临时借用一下。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起灶,汉族人习惯地称管制自己的蒙古人男的为“老灶爷”,女的为“老灶奶”。

  任何一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有其深层的缘由。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商文明,元代蒙古人的游牧文化明显比较落后。这种文化只在乎基本的物质生存,不重视科技创新,更不看重灵魂超越。中原儒家文化一向推崇的礼让、仁义、宽恕、自省、善良,在元代统治者那里没有太多的市场。而游牧文化一旦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往往会将暴力当成战胜一切的手段,将野蛮视作英雄气质。

  元代统治者无视百姓的起码权利,也与他们人口过少,需要以少御多有关。蒙古人能征善战,加上当时世界还处于冷兵器时代,勇敢比武器更重要,他们的马蹄所到之处几乎无坚不摧。攻占了那么多的土地,征服了那么多的异族,统治者人手不够,怎么去统治成了难题。蒙古贵族书读得很少,不太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于是更多地采用强硬手段。因为这种统治手法,元代自然也就成为人间地狱。在唐宋以后的政权中,元代寿命最短,只维持了98年,就与这个政权缺乏人性的温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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