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0日8点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我国传媒迅速跟进开展报道，及时发布伤亡和救援信息。而5年前2008年的汶川地震，传媒对遵循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还比较陌生，呈现的问题较多。这次芦山地震的报道，采访方式、应对态度方面整体上优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当然，仍有较多需要改进的问题。
一、体现人性、时效与负责任的专业化报道
与汶川地震的报道相比，此次芦山地震报道中，传媒最明显的进步有四个方面。
第一，这次传媒尊重生命的意识增强，直接展示死亡的镜头减少。地震灾害中值得报道的事实有很多，用悲惨和死亡来吸引社会目光，在道德上有违基本的人性。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不少电视台在直播时，直接将受难者的遗体展示出来，还有媒体将废墟中孩子们惨不忍睹的尸骸照片刊登在显著位置，缺少对死者的尊重，同时也会对受众带来心理上的阴影。这次地震报道中，传媒比较克制，没有出现聚焦死者的镜头，减少了对遇难者惨烈状况的呈现。
对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的采访，也注重了情绪的抚慰，为抓拍痛苦的镜头而诱导提问的情形较少。当年记者提问中的“二次伤害”是屡见不鲜的，某电视台记者曾拦下刚从废墟中抬出的极度虚弱伤员，不顾采访对象生命垂危，不断进行提问，甚至还出现了隔着废墟采访压在下面的人的情况。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时，记者仍举着话筒，提出“那是不是很绝望”之类的问题。
第二，地震电视报道与民间地震预测网相联，比官方提前报道地震波的到来。中国地震台网于4月20日上午8时16分，即在雅安市芦山县7级地震发生后14分16秒，才将有关测定的数据透过地震官网向外公布。而早在8时2分，四川汶川电视台就突然中断节目，插播防震减灾局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紧急公告：“四川芦山正发生有感地震，汶川将震感轻微，请做好避险准备。地震横波还有42秒到达。”随后开始倒计时。成都高新減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和烈度速报系统”当日8时2分27秒显示：“四川芦山地震，成都预估烈度1.7，地震横波还有27秒到达！”烈度随后开始持续上升，倒计时开始。同时，雅安市地震局人员也透过计算机或手机安装的预警系统软件，在地震到达当地前5秒收到预警。
第三，此次地震报道表现了记者的理智。在汶川地震报道中，许多电视台的主播或记者情绪激动，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此次地震的报道，虽然仍有一些情绪化的表达，但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在多数记者身上得到回归。例如，成都电视台记者蒋林在此次地震报道中就表现得较为出色。震后24小时内，他从芦山县发回60多次电视、电话连线报道，许多有关震中的第一手消息都是经由蒋林播报出去的。直播中他采访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冷静稳健。比如报道芦山人民医院展开救治工作，从每一顶帐篷的用途到为什么搭建帐篷，从伤员情况到医院施救方案，采用了大量事实的细节，传递了许多与救灾密切相关的、有价值的事实性信息。
第四，传媒履行了监测环境、协调社会、服务公众的基本职能。东方、浙江、湖南、江苏、宁夏、安徽、湖北、深圳、四川9个地方卫视，临时中断正常节目，直播抗震救灾的情况，后来又暂停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的播出。如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浙江卫视的《中国星跳跃》、东方卫视的《谁能百里挑一》等均在20-21日暂停播出。代之的是关于芦山地震的电视直播。对电视台来说，停播娱乐节目意味着收视率及广告效益的流失，但停播留住的却是传媒本身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体现的是传媒尊重公共利益和公众感受的价值取向。
二、切实把握好“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的事实选择标准
这次芦山地震的报道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遭到民众诟病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没有完全按照“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编排新闻。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条规定。其中提到：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也应该是我们选择重大事实加以报道的选择标准。然而，地震发生后，一些电视台依然按照领导人职务高低编排新闻。而早在2003年，中央就有文件指出：“除党和国家举行的或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的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从新闻价值的角度判断，关于一些突发重大事件的报道才是当日最有价值的新闻。以领导人职务高低编排新闻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政治局的八条规定和中央10年前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
第二，形式主义的宣传或煽情新闻压制了对事实的报道。地震的民众伤亡是悲剧，然而某电视台女主播在地震发生后，一天内不间断多次声情并茂念读一连串的领导“高度重视”、“措施得力”、“作出批示”、“立即部署”，这种官本位的报道倾向引发了网民的指责。这个时候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悲剧进行渲染，是不适当的。有网民观察了60多家纸媒的头版后发现：“标题文本仍然与5年前汶川大地震和3年前玉树大地震如出一辙，只不过汶川玉树改成了雅安：雅安不哭，雅安挺住；芦山不怕，坚强雅安；芦山不哭，中国坚强；雅安雄起，芦山不倒；雅安不要怕，有我们与你同在……”这种空洞的标题抒情，于救灾本身并无实际帮助。
第三，媒体对芦山地震的反应过度，采访扎堆反而影响了正常的救援工作。此次报道中出现了不少记者妨碍救灾的情况。比如空运食品，因为几个记者要挤上飞机航拍，为了不超重只能少装食品。某通讯社震后派出了100多人的报道团队前往震区，被网民视为“过度凑热闹的报道”。抢新闻是媒体竞争的常态，但前提是不能妨碍救援的实施，哪怕是再有现场感、再有价值的新闻，也必须让位于对生命的营救。
媒体评论员曹林就对此反思到：“此次雅安震灾的损害程度远低于当年的汶川，舆论可能过度反应了。以对汶川的预判去应对雅安，产生了很多误判，导致了很大的拥堵。信息不对称，举国挺进，过度反应，源源不断的人涌向雅安，真正的专业救援倒进不去。很多人到那边后没事干，干熬，也是巨大浪费。客观判断，不要放大和渲染。”
三、理性、克制、真诚、以人为本地报道灾情
这次地震报道中一些传媒的表现引发了争议。例如，某电视台主播用沙哑得近乎说不出话的嗓音进行直播报道，这样的行为也许会显得很感人，但对于电视机前的公众而言，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突发灾害的直播中，电视台又并非这一名主播，何苦让一个人声嘶力竭说话，强迫观众称赞和感动呢？该电视台完全可以换一位主播完成报道，而让这名主播休息和治疗。在网络上，关于“沙哑主播”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救援信息的报道采访。从抗震报道的专业化水平上看，该电视台并不是最出色的，但却在地震报道中因此最受关注，这是不正常的。
再如某电视台让刚举行婚礼的女记者，穿着婚纱与摄像同事进行现场报道。从最美新娘的赞誉再到借机作秀的质疑中，这位女记者的行为被知情人曝光为“刻意为之”。难道女记者真的没有几分钟的时间换下婚纱？何况在报道中，她仅是询问了路人地震后的感受，是一次震后“报平安”的报道。女记者的白色婚纱转移了观众对重要新闻的注意力，很不应该。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想要避免遭到“作秀”的质疑，就必须放弃有可能被公众视为“作秀”的行为设计。只有符合记者本来角色定位的行为，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信赖。地震不能作为传媒借用的公关资源，那些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父老乡亲不需要这样的作秀。不论是一味地展示悲情画面、用消费苦难博取观众的眼泪，还是着力宣传领导救援有方而无视灾情，或是通过报道救灾抢夺公众眼球，都是对传媒职业定位的偏离。
当煽情和渲染替代了理性客观，当采访的职业冲动替代了对生命的尊重，当美文套话替代了朴素的表达，当官本位的宣传诉求替代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受损的恐怕是传媒积累起来的公信力了。在抗震救灾中，媒体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报告变动着的事实，即报告伤亡和救援情况、救灾物资的供给情况、帮助离散家属寻找亲人，提供救援指导和灾后防疫知识等信息。传媒要切实做好对受灾民众的心理抚慰与疏导，提供精神鼓励，而不该追求可能带来的轰动效应，试图在这种时刻进行传媒自身的公关。理性、克制、真诚、以人为本，永远是灾难报道中不应该被忘记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