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未来5-10年，确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战略，明确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大目标，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应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自2010年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破题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多次召开相关的国际研讨会集思广益，对该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课题组调查研究的结论是，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个大战略。如果能够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40%，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的基础。
调研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规模约为3亿人。我国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社会结构指标还仍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以2012年第一季度为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8%，其中中位数为5658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60元，实际增长12.7%，其中中位数1872元。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远远低于平均数，5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数。低收入者比重偏大。
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大都在70%以上，远高于我国。例如，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群体都是“中产阶级”，占全社会人口的90%。
⒊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时期比较，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也严重偏低
2011年，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从该水平的国际比较来看：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中产家庭比重达到60%以上；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90%的日本人自认是中间阶层，60%自认处于“正中间”；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产的比重合计近40%。
调查结果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释放出巨大消费需求潜力，有望支撑未来10年年均8%左右的中速增长，也将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未来5-10年，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消费潜力的空间巨大。以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测算，20%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609.43元，比低收入群体高5249.26元，比中等偏下收入群体高2960.22元。未来10年，如果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到40%-45%左右，在不考虑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初步测算每年将新增消费规模0.75万亿元，10年将带来7.5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由此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
一方面，扭转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过去20多年，GDP增长在10%左右，而财政收入增长大都在20%以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的增长。2005-2009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5.4万亿元增加到53.5万亿元，年均增长20.5%，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的2倍多。未来5-8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意味着经济发展中新增财富往居民部门集中，从而扭转财富向政府集中的趋势。
另一方面，扭转财富不断向资本集中的趋势。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资金流量表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8%；在国民收入中，企业收入占比由17.9%提高到21.6%，居民收入占比由67.6%下降到60.4%。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意味着劳动报酬占比的上升，促进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的平衡。
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期以来城乡收入比例维持在3：1以上，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关矛盾更为突出，据调查，中西部部分地区城乡人均收入比高达4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意味着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分享更多的发展成果，加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据调查，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265元)，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14911元)，行业差距为4.7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意味着行业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
三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还不足非私营的60%，仅为24556元。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意味着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从而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要求，并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调查研究表明，国民收入倍增，重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由当前的大约3亿人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既体现收入倍增的重大成果，又意味着稳定消费主体的形成；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
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809.8元，是2000年(6280元)的3.4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3元，是2000年(2253.4元)的3.10倍。即使按照可比价格来计算，过去10年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基本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但过去10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79：1，2011年这一比例达到3.13：1。从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来看，也呈现加大加快趋势。例如，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6.89倍，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39倍。
调查研究显示，要实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只要今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7.2%即可，不存在大的困难。但是，在贫富差距趋势扩大未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即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实现了，也并不能保证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成功。这种倍增也是一种无效、甚至有害的倍增。
以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为例，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占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是6876.09元，占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为58841.87元。如果中低收入户的收入水平均能达到中等户平均水平20154.4元(即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户的平均水平)，初步测算，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2556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22%。以此为基数，不到5年时间即可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调查基础上的测算表明，如果最低收入户年均收入增长9%，最高收入户年均收入增长5%，到2020年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将由当前的8.6倍缩小到5.6倍，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趋向合理。
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同收入等级中，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不仅高于低收入者，而且高于高收入者，其消费倾向是最高的，社会消费倾向呈现“倒U”曲线。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倾向为69.51%，占10%的较高收入户消费支出倾向为67.19%，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倾向为59.79%，而同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均占20%的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的消费倾向分别为74.99%、71.77%和68.74%。
在家用汽车、电脑、健身器材、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上，中等收入群体家庭远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在许多耐用消费品消费数量上直追高收入群体。例如，2011年中等收入户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4.97辆，是占10%的较低收入户的2倍多，健身器材的消费量是较低收入户的近3倍；在计算机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消费的计算机数量占家庭计算机消费量的60%，而低收入家庭只占10%左右。
中等收入群体在文化等服务型消费上的需求远远大于低收入群体。例如，2011年城镇中等收入户在包括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在内的服务性消费支出上，比最低收入户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有理由预测，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旅游等项目的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调查研究表明，如果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加快，服务业比重有效扩大，城乡一体化进程顺利推进，未来5-8年，我国完全有条件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现在的3亿人左右提高到6亿人左右。
城镇化进程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进程紧密相连。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迅猛扩张，1978年城市数量仅为193个，而当前城市数量已增长到近700个。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数量也稳定增长，1978年城镇人口数量为1.72亿，2011年增长为6.91亿，是1978年的4.02倍。
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48.5%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至少还有约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未来5年左右，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1%-1.2%的速度推进，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1.5%-1.8%的速度推进。这样，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55%，初步接近60%的城镇化率。
按照上述增长速度，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实际城镇人口将达到7.3亿左右，新增实际城镇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条件下，这部分新增城镇户籍人口中的50%，大约1.5亿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赖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随着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1980年白领阶层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
我国服务业提升空间较大。2011年，中国服务业比重为43.1%，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5.7%，就业人口仅为2.7亿，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体比较，我国服务业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低20-30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服务业比重5年间要上升4个百分点。如果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服务业比重每年提升1.5-1.8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每年提升1.5-2个百分点，那么：到2015年，服务业比重有望提高到50%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40%以上；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50%以上。按照这个预测，到2020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口大约为9.3亿，其中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5亿。
2011年，我国劳动就业人口总数为7.64亿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5.7%，则就业人口仅为2.7亿左右。测算表明，2011年到2020年，服务业将累计新增中等收入就业岗位1.8亿个。国际经验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白领阶层和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2012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约为680万人，到2020年累计新增大学毕业生将接近4000万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使这部分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一是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将推动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土地市场在全国主要城市逐步建立以来，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逐步增大。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逐渐演变成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未来5-10年，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农民将从征地拆迁中分享更多收益，在进一步完善补偿方式的条件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有望大幅提升，将为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将使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农民中的规模生产经营户主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既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主要潜在组成部分。目前，全国有承包农户2.26亿户、50亩以上的种植专业大户276万户、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0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万家，还有大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纯农户由占农户的75.1%下降到66.3%；农业兼业户由占农户的4.3%上升到17.7%。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健全，采用合作、股份合作等较为紧密联结方式的仅占38.2%。未来5-10年，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将有助于在农业经营者中形成大量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将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个体工商户从事工商业经营，是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潜在群体或现实群体。2011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有3601.13万户，登记资金为1.5万亿元，从业人员为7333.9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约为10%。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促使他们中经营成功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
初步测算，考虑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接近15亿，人口城镇化率可能达到或超过50%，届时如果7.5亿农村户籍人口有20%成为中等收入者，农民中新增中等收入群体将有望达到1.5亿。
综上所述，人口城镇化新增中等收入群体1.5亿，加上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1.5亿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即使不考虑大学生这个群体，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新增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在3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总规模将有望达到6亿人左右。
基于上述调研，课题组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个大战略，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尽快制定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要求：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3亿扩大到6亿人左右。在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可操作的综合性行动计划。
⒈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
建议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未来5年，重点是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由此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扩大。
⒉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⒊尽快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进程，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近期的重点是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使农民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定谈判主体，保障并提高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权益。
⒋以提高财产性收入为目标规范资本市场发展
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投资收益。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性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需要尽快推进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加大对中小股民分红力度，使城乡居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⒌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重点是以提高人力资本为目标，扩大与就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投资，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使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等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