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等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终现雏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前市场曾传闻发改委已经完成该方案初稿，并可能在10月公布，目前的进度已略微晚于此前预期，相关人士认为可能会在12月出台相关政策，但是实施细则和克服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则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此前长达8年的孵化期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2000年代初期，中国仍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当时世界经济环境尚处于次贷危机的前夜，各大经济体空前繁荣，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旺盛。而中国经济转型虽然提出较早，但并无很强的转型压力，整体经济发展格局仍显宽松。在这样的背景下，宏观监管层并无太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而微观企业主体也希望能够延续当时的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经济模式。
然而次贷危机之后，这样的经济模式被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的需求有所放缓。甚至出于国内经济政治发展需要，中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自从2010年以来，我国对外进出口同比增速连续下台阶，从最高的30%跌落至今年上半年的10%左右。而出口经济模式被打破之后，传统依靠出口解决产能过剩的钢铁、有色、化工等大型行业的盈利状况出现急剧恶化，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的情况。
中国经济要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宏观层面上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倍增，而微观层面上以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公平和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可能要转变为“公平与效率兼顾”，尤其是在起点和机会的公平方面。
从社会政治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实现的核心，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就会加剧。倘若放任目前贫富差距放大，那么阶层固化的趋势将会导致“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更是难以保证。一旦社会体系的稳定出现问题，效率将难以为继。
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接近必须改革的时期，传统出口型经济模式已无空间，而内需拉动型经济有待提升。拉动内需主要依靠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而整体消费能力则依赖于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目前金字塔型的收入结构整体消费能力肯定偏弱，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是缺乏实际可支配收入。而少数高收入阶层要么已经过度消费，要么将消费能力转移至海外，对中国经济的消费支撑作用非常有限。
总体来看，收入分配改革事关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全局，必须加以审慎稳妥的推进。目前的难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避税能力需要得到有效的监测。“提低、扩中、控高”三大战略中最难操作的可能就是“控高”，并且这直接关系到众多监管者自身的利益。
二是要关注“提低”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确保公众在起点上的一致性，增强阶层流动以提高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如果在“提低”的过程中忽略了公平性的问题，则很可能恶化起点的公平。譬如在完善社会保障时，将经济适用房分配给隐性的高收入人群，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却连分配廉租房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样的资源错配只会增加不公平的挫折感，不会对“提低”产生任何益处。
总体来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处于必须改革的边缘，但需要跨越的障碍仍非常强大，它亟需跨越式的发展。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