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所衡量出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现行统计方法是把在城市居住六个月以上者计为城镇居民，而且收入统计既不考虑人们享用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差别，也不反映城乡物价指数和生活成本的差异。简单的货币统计和居民范围界定，给出的指标可能说明不了问题的真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幅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全社会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一般是从城乡、群体、行业、地区等数据对比揭示居民收入差距，例如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１９７８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为２．６∶１，２０１０年为３．２３∶１。在城镇内部，按照所披露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数据，我国城镇居民中最高（１０％）收入户与最低（１０％）收入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３．７８倍扩大到９．１８倍；农村这两大群体的收入差距，２００９年也高达７．５３倍，群体收入差距在扩大。行业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类似的趋势。实际上，以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所衡量出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现行统计方法是把在城市居住６个月以上者计为城镇居民，而且收入统计既不考虑人们享用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差别，也不反映城乡物价指数和生活成本的差异。简单的货币统计和居民范围界定，给出的指标可能说明不了问题的真相。本文尝试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探讨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问题。
第一，收入和财富，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总产品行使永久支配权的大小。收入或者财富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社会认可下，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可以货币衡量的永久支配权。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不能仅仅以某种货币绝对数来衡量，也不能以某项房产或金银财宝衡量，而应以从其在社会总产品中支配权的份额衡量。这种思想从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德姆塞茨和福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等人都可以得到启发，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本质上属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思想。
与收入统计数据相比，用权利的货币份额所表示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对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具有更高的解释力。比如，用基尼系数衡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均等得多，似乎当年的收入分配比现在要好。但这一数据并没有隐含关于权利的含义。其实，当年在城乡居民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界定和行为限制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
第二，分配制度的效率取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与风险的对应程度，一个有效率的分配制度，要做到行动主体获得财富或收入的多少与其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一般而言，人们获得收入无非分为风险报酬和无风险报酬两种。当然这种风险是指富兰克·奈特的克服“不确定性”意义上的风险，也包括熊彼特“创新”意义上的风险，但肯定不能包括贪污盗窃者被发现的那种“风险”。那些从事投资、企业运营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人，实际是不断地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让公众，包括员工、客户、债权人以及政府拿到“无风险”报酬，而自己收取风险报酬。一个社会对风险承担者如果不在分配上给予足够的激励，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很多创新。
当然，人们理性选择，都试图取得无风险报酬。这次欧债危机中，几个国家政府被迫整顿财政，紧缩开支，遭到长期依靠无风险报酬的群体坚决反对。要知道，一些国家发生大规模罢工示威，甚至骚乱，参与主体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长期依靠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同样，中国现在出现了不少通过技术发明或企业上市崛起的富人，但他们仍受到人们的尊重。可是人们为什么对垄断、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是因为这样的收入与财富，取得依据靠的是“特权”，即属于不承担风险、没有克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没有给社会带来福利增进的支配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分来源性质，一味地“仇富”是很糟糕的。同样，不分来源性质，把所有收入或财富按照一样的标准计算基尼系数，采取一样的政策进行再分配，并不足取。周其仁教授讲“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就是这个道理。简单地将这样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比较，很难把握问题的实质。
第三，在众多要素定价方式中，市场交易更能够实现要素报酬的均等化，而不是相反。在对国内分省份进行的收入分配研究中，有一种发现就是，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东南沿海省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反而越低；而在中东部省份，或者政府收支占当地ＧＤＰ的比重较高，或者国企就业人口比重较高，但并未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基尼系数反而越高。
理论上，收入分配过程同时也是要素定价过程。只要有城乡一体化，只要乡村劳动有机会自由地向城镇流动，也即只要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发挥出来，作为劳动力这种要素报酬的城乡劳动者收入，肯定趋于均等化，而不是相反。中国两亿多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经商，实质上是劳动力要素大规模市场化的过程。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的报酬相差可能还有，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已经小得多了。如果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中国倒有可能在所有工业化、城镇化历史上成为一个反例。
二、制度决定分配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中国当前的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我们可以作三点总体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
第一，在中国现阶段，如果说分配问题严重的话，突出的不在于收入分配，而是在于财富分配，尽管收入方面存在问题，不少问题还很严重。首先要把财富和收入严格区别开。财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财富分配的机制和调节手段，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和调节手段，有着很大差别，两者不能混在一起。在现行产权制度下，通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购房投资，以及矿权争夺甚至公共工程的“暗箱运作”，天天发生着巨额的财富转移故事，而这种财富的获取者与其“收入”毫无关系。
基于这一判断，当前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仍是启动产权制度改革，而且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重点领域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矿产资源国有产权的实现形式。关键环节也有两个，一是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使土地使用权成为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的资产。二是加紧修订现行矿产资源法律，特别是要区分探矿权、采矿权这种矿业权的特许权性质与矿产资源本身作为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性质，尽快避免矿产资源领域国有资产长期的、严重的、大规模的流失，让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物质财产所有权，通过分红或收取租金的形式得以体现。
第二，要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公平，在中国现阶段，不是要放慢，恰恰相反，而是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如果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主要努力在于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及广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就是说，如果更多地通过政府机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那么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却是：市场的地区分割、行业的行政垄断以及公权力对市场交易的广泛干预，导致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受到严重扭曲，要素定价机制既缺乏效率也远离公平。因此，中国亟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而不是更多地求助于政府机制。
基于这一判断，解决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出路在于，首先，打破行政权力对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地域分割。其重点是严禁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名义实行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其次，在利率市场化，以及放开金融、能源、电网、电信、军工、铁路、航运、盐业、烟草等长期行政垄断行业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其关键在于，在监管方式上，要由严格准入式监管转化为严格过程和行为监测式监管；在监管体制上，改革政府部门监管体制，探索建立行业性的独立监管机构制度。再次，继续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重点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公共财政建设和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公开的长效机制；三是继续推进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事业改革，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
第三，现阶段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承载着很多这个领域以外的社会问题，但是毕竟，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作为一种制度现象，应该与上述个别领域或特殊环节的社会热点问题相区别。对于贪污腐败和特权盛行，自然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追究；对于民商事领域的犯罪行为，也由司法机构依照相应程序整顿清理，当然司法公正与效率问题的解决，几乎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相提并论的事。另外，培育和鼓励全社会救助强势群体，继续推进反贫困战略，继续推进区域开发与均衡发展战略，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推进分配领域改革而言，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财产制度上，集中在累进税制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上。这样，就要厘清问题的边界，避免各种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混乱，明确体制改革和政策实施的目标，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来。
三、分配影响制度
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归根结底决定于制度安排，因此分析问题和解决之道也就要从制度着手，那就是着手进行土地和矿产两大产权制度改革，着手以反垄断为主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这就是“制度决定分配”。
反过来，分配也可能决定制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着名文章“制度与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揭示的，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福利的持续增进，人的价值也在不断提高，因而对各种规则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这是推动制度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政府的有效治理、司法的高效公正、人们的机会均等，以及实施这些规则的各种制度设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需要。收入与财富的分配秩序、分配公正性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面对人们普遍的制度需求，不可能长期无动于衷。２０１１年来自国际上的两大事件可以提醒我们：一是欧债危机与罢工浪潮。在全球工业化历史早期，欧洲一度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源地。这种思潮演化出两大遗产，一个是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我们学过了，后果如何大家都知道；另一个是广泛的社会福利和高度的收入均等化，像北欧、英国，以及南欧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近几十年来出现过哪些对人类历史有普遍影响的创新成果，其实也是屈指可数。在中国现阶段，要求政府提供何等水平的公共福利，它能实现何等程度的收入均等化，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二是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政局突变。从“制度与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角度讲，人们对于“好制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这种需求却长期得不到满足，应该是内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