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2月18日在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提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现在的结构性失衡缘于增长阶段的转化;其二，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
需求侧阶段性变革严重冲击实体经济
余斌认为，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他解释说，在高速增长阶段，需求和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化。但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即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需求侧发生快速变化，供给侧难以适应，由此导致了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如此之多的困难。
那么需求侧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余斌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首先投资增长大幅下滑。由于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持续下降，所以导致我国整体投资的增速大幅度滑坡。其次，出口增长大幅下降。近两年，出口下降幅度较大，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最后，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下降，进而导致消费增长也出现逐年回落的趋势。
“需求增长明显放缓之后，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余斌说。
第二，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当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下降以后，尽管消费增长也是下降的，但相对于投资、出口来说，消费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才有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以后，与投资、出口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下降以后，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减轻，能源、资源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些产业比较密集的北方地区必然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余斌说。
第三，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过去老百姓吃不饱饭，所以要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数量扩张为主来满足市场需求。而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消费特点出现变化。”余斌认为，当前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非常明显，未来要减少低端、无效的供给，增加高端的、有效的供给，来适应消费结构所发生的变化。
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具有特殊性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余斌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需求侧发生变化以后，供给侧必然会作出变革，并且通过供给创新不断地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因此，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短暂的供求失衡是可能的，但像中国今天这样普遍的、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衡是不可能发生的。
余斌认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困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现在的结构性失衡缘于增长阶段的转化。过去多年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我国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下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虽然在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由于经济很快会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所以企业可以等待、观望，只要熬过困难阶段，就会重新过上好日子，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
“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要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所以需求侧变化之快、幅度之大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余斌说，本轮中国经济调整始于2010年，已经经过了连续六年经济增长滑坡。从现在情况看，本轮经济调整还没有完成，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下行压力。
当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超出了企业的预期，在短时间内，企业家很难快速反应，很难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余斌表示，其实，在大多数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都发生过系统性危机，原因就在于：整个微观主体的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企业家们很难适应这种环境。
二是，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效率低等问题。“实际上，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相当程度是由于我国现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微观主体的调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调整，所以导致我国当前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余斌说。
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当前困难的两大特殊性，应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余斌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抓好两个重点。
第一，适度扩大总需求。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把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范围内，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赢得空间。“这些年，我国一方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强调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实体经济的调整创造好的条件，这是必须的。”余斌说。
第二，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实体经济调整，从而让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走上再平衡的道路。
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的两个思路
“当前我国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失衡，重要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和水平大幅度滑坡，风险不断暴露，导致逐利避险的资本脱实向虚。”余斌说。
那么，如何通过改革或创新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余斌提出两个基本思路。
其一，推进金融领域改革。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解决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来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
其二，在农业、工业、服务业领域，加大改革力度，让实体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在农业领域，需要改革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度，通过加快土地流转，让农业能够尽快地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从而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工业领域，需要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在服务业领域，需要打破垄断，放松政府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形成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