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本文节选自中国地质大学2012级博士吴达的毕业论文《我国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该论文基于经济与能源消费增速、弹性系数、消费强度等指标，综合采用弹性系数法和部门需求法预测中国煤炭需求趋势，得出未来十年我国煤炭需求总量整体逐步下降，并参考发达国家经验与能源替代节点提出能源结构拐点提前到来的趋势及需满足的影响要素。下文系该论文部分内容摘编，敬请阅读。
我国能源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和供需错配，使得变革成本增加同时非市场化的供能系统造成供给结构刚性。因此，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进行能源供给结构改革。
我国经济体量庞大，能源消耗基量较大，能耗增长率较快，经济增长单位能耗较高，这样的发展模式将不利于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更与“降成本”的改革目标相违背。
首先，能源是企业生产的成本，消耗大量的能源带动生产的模式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在未来国家取消能源价格管制的时候，企业无法再取得廉价资源，而成本是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这会造成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减弱，阻碍企业的转型升级;其次，能源的高消耗会增加对外能源依赖度，能源是国家的命脉所在，在全球格局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会使国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能源战略的掣肘，不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最后，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会面临来自环境的制约，地球上的能源总量是有限的，国土资源能承受的开发程度也是有限的，过高的能源需求更容易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耗尽国家未来发展的储备资源，可谓后患无穷。
其次，高污染的能源结构带来治理和政治压力。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资源属于高污染、高碳化的能源，燃烧、使用后会向大气中排入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化石能源的开采也会对地表结构造成损坏。2015年我国煤炭资源生产和消耗占比均在60%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样能源供给结构不但对我国生态坏境造成严重破坏，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违背，还威胁着国土资源的安全和能源环境再生，更给政府带来外部的环境压力和环境治理成本。为了完成我国在巴黎气候协定里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即在2030年前后碳排放达标及清洁能源比重达到20%，政府持续加大在非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建设，其投资规模占世界总量的1/3。
再次，产能过剩和供需错配增加了变革成本。我国的能源供给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煤炭行业和火电行业，目前中国的煤炭总产能已经达到了55亿吨，超过了市场需求总量近20亿吨;炼油能力超过7亿吨，但平均开工率仅67%，山东地炼的开工率更是仅在30%左右;发电装机容量接近14亿千瓦，火电装机容量严重过剩，2014年火电利用小时数为4706小时，跌破5000小时，创1978年以来新低(林卫斌，2016)，而且由于政策引导不足等原因，许多企业还在继续投资建设火电厂。供需错配主要集中于再生能源领域，由于技术、设备跟不上，输电、储电难题难以解决，加之政策引导不完善，造成部分地区再生能源投产过度，而生产的能源本地无法消化，输往外地又难以实现，导致地方产能过剩，弃风弃电现象严重。而国家层面又需要清洁能源在供给机构中占比的大幅提升，这样就造成了国家诉求和产业实际的背道而驰，既不利于国家政策实施，也不利于地方收入的实现。
(1)美国
美国的能源供给侧改革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1-1989年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失灵，为了遏制美国国内“滞胀”现象，释放市场和企业活力，推动经济增长从乏力转变为恢复企稳增长状态，美国政府在能源领域推出放松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准入门槛，逐步取消能源管制的政策措施，以刺激能源供给和恢复经济增长(肖志兴，2016)，能源管制和准入门槛的放松带来了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波动上升，虽然后来由于美国实行石油海外进口替代政策，石油产量有所下降，但仍表明里根政府的能源供给侧改革政策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二阶段是2009年的页岩气革命，为了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美国政府鼓励国内能源自己自足和能源开发创新，2009年的页岩气革命大幅降低了美国天然气可产产量和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美国对外的能源依赖，2015年，美国又将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所实施的税收抵免政策进一步延长5年，太阳能、风能设备的安装成本持续走低，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在未来会变得更加便宜。
(2)英国
英国能源的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在对能源结构转型上，显著标志是“去煤”。英国是世界上最老牌的工业国家，煤炭经济起步较早，同时英国也是较早受到煤炭消耗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国家，20世纪初，伦敦等城市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造成了国民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人数飙升，为了转变能源消费模式，治理能源消费带来的污染，英国由早期煤炭行业的蓬勃发展走上了长达60年的漫漫“去煤”路。英国煤炭产量由1981年的1.27亿吨锐减至2014年的0.12亿吨，至2015年底，英国关停了大部分的煤炭企业(肖志兴2016)。为了提升低污染的天然气等能源和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并弥补传统化能下降带来的电力缺口，英国采用“提前拍卖供电协议”和增加补贴的方式，来提升供电企业的积极性，降低供电成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带动能源供给的合理配置。
(3)日本
日本的供给改革也主要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战以后，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国土面积的限制，日本本国的能源储量及其匮乏，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90%(肖志兴，2016)，特别是石油等资源主要供应地集中在远离日本的中东，这样的供给结构决定了日本能源供给容易受到国际能源局势的影响;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能源消耗大幅增加，而有限的国土面积的污染承受能力十分有限，这迫使日本只能以低污染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能源供给，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滞胀”危机，迫使日本不得不采取能源供给侧的变革，其主要措施是：提倡低能耗的发展模式、鼓励高效能的石油生产设备，并通过向海外转移等方式消除国内的高耗能企业;对受石油危机影响的产业进行供需关系预测管理，由国家调控过剩产能的同时通过专项资金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创新。第二阶段是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受舆论压力影响，日本核电项目暂停，能源对外依存度陡然增加，火力发电比重大幅上升。日本提出能源的供给侧改革侧重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逐步摆脱对核电的依赖，并通过实现减税政策支持能源供给侧的改革。
国际能源结构改革的启示
经济发展去煤化是必经之路。美、英、日三国在能源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都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对煤炭过度依赖带来的弊端和不可持续性，并坚定不移的把去煤化作为供给改革的重中之重，最终三国都顺利完成了脱煤改革，大幅降低了煤炭在国家能源供给中的比重，提升了天然气、石油、核电等能源的使用率。尽管去煤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负担，牺牲一定的利益，但长远来看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的贡献可见一斑。
降低能耗强度、鼓励新能源开发、降低对外依存度是重点。无论是能源相对充裕的美国、英国，还是资源匮乏的日本，都通过政策积极引导产业技术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能耗强度;同时又通过政府补贴等形式鼓励核电、生物能源等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引导再生能源产业的扩张，提高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供给中的占比。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各种手段避免国家对能源的过度依赖，通过自给自足的模式降低对外能源依存，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能源战略独立性。
市场化是保障。上述三国在能源供给侧改革中，都在能源供给中大力引进了市场化机制，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竞争，引导价格机制的形成来构建能源供给的市场化体制，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能源供给结构，可以说，市场化是能源供给良性调整的重要保障。
一个成功的改革政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国内宏微观因素的配合，又要国际因素和局势的顺应，这样改革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国内国际因素来看，目前利用供给侧改革推动能源结构优化既存在明显的支撑点，又有明显的阻碍点。
(1)国际供给因素
我国能源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利用相对清洁的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替代高碳性的煤炭资源供给，化解煤炭产能过剩，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但我国目前的化石能源供给有限，无法满足国内现在和未来的需求缺口，天然气、石油供给中的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国际化石能源供应价格直接影响着我国化石能源相对于煤炭的竞争优势和替代成本。
当前大部分的国际能源以美元为计价标准，人民币汇率作为国际进口能源的人民币价格的重要乘数，其波动对我国能源进口价格的变动显而易见。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贬值将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从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贬值降低了我国的国际购买能力，增加了能源进口成本，不利于我国的煤炭替代战略的实施。
据社科院世界能源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天然气储产量继续保持增长。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89万亿立方米，年开采量为3.67万亿立方米，储采比维持较高水平。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液化天然气(LNG)的年产能达3.25亿吨，比上年增加5.2%。其中，2015年计划投产的5个项目中，只有3个项目投产，新增产能1980万吨/年。全球范围内正在建设中的或计划建设的LNG项目有55项，产能达5.9亿吨/年，这些项目将在未来几年达到投产条件。全球LNG产能稳步提高，即将进入产能集中释放期。原油方面，沙特地区产量依旧屡创新高，供大于求趋势仍未消除，所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油气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综合来看，国际油气价格对中国能源结构优化形成有力支撑，能抵消部分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负面效果，但会增加中国对外的能源依赖。
(2)国内需求因素
2012年底，我国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中国人口和汇率红利消失，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已不再，国外投资者逐渐把投资向中国周边地区转移，中国制造业已在衰退。未来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国家经济还是工业增长都会是一个缓慢下行的趋势，随之对能源特别是高污染能源的消费也会随之减少，煤炭消费结构的基础将会慢慢消失。国家完全可以在重新分配社会能源，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重新定义各种能源的占比结构，引导良性能源结构的形成。从这一点来说是对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改革有利的。
虽然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重上升明显，但煤炭、热力、电力仍然是我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我国热能生产，特别是北方的冬季供暖和供电，主要依托燃烧能(火电、锅炉)生产系统，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资源，这也是造成雾霾的一个重要原因。热力和电力是刚性需求，虽然居民存在清洁、低价能源的消费诉求，但在能源供给硬件技术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也不能对我国的生活能源供给结构转变提供支撑。
(3)碳税改革因素
碳税政策的实施未来可能是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重要推手，中国的碳税政策的实施相关工作从2015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碳税标准的设计。2016-2020年为全国碳市场第一阶段，参与企业范围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行业;2020年以后是全国碳市场的第二阶段，即完善和拓展阶段，扩大参与企业范围和交易产品，发展多元化交易模式(碳排放交易网)。短期看，碳税的开征无疑会给相关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削减企业利润，短期来看与供给侧改革的“降成本”相悖，但这部分成本是可以解决的，目前的主流思想是通过税制改革和政府补贴的形式对企业做一定的补偿。在一段时间内开征碳税会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速，带来中国经济体系的阵痛，这一部分损失只能通过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未来收益进行消化，政策实施初期需要考虑税率的强度。(完)
(本文摘自中国地质大学资源产业经济学博士吴达毕业论文《我国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与发展路径研究》第六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