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以来，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新机制在各个领域刮起了诚信监管的“旋风”，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司法公信和社会诚信，在这四个领域，新监管治理体系的推进，让人们在诚信方面的“获得感”明显增强。尤其是失信联合惩戒的治理机制更是上严重失信违约的个体“闻风丧胆”，让自觉守信的个体有种愉快的“成就感”。
“我守信，我光荣”的心理暗示在社会群体中传播，这种正能量激荡着人们自觉自愿遵守信用这跟行为“准绳”，讲诚信也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产生这种良好效果，源自于对老赖，高铁“霸座”，危害人们的食品、药品安全的打击整治。不过长期以来，信用联合治理在司法层面上缺乏法律的界定和保护，也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软肋”，如何突破这个瓶颈，信用立法成为人们广泛达成的共识。
信用并非一个道德层面上的行为标准，如果仅靠个体的自觉，社会信用建设无法走的更快，更远。为了有效保证信用建设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准则，信用立法最近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国家推动社会治理形成新型监管机制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
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社会信用立法座谈会，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法(部门起草稿)》与信用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代表进行广泛座谈，并提出要以更大力度对重点难点失信行业和领域的问题列出清单，并开展专题研究，深入分析失信的内在成因，为信用立法工作提出有力的参考，尽快形成符合信用建设实际情况的立法草案文本，并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按照立法程序，依法依规加快推进信用立法的进程。
毋庸赘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信用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锚”，诚信已经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人人讲诚信，整个社会才会奠定下一个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但是，长久以来，信用建设始终在道德约束的层面盘桓，在新的时代，依法治国的核心理念的指引下，信用建设需要完成法治化的蜕变。
诚信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诚信不仅需要德治教化，更需要法制保障。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针对道德领域突出的诚信危机，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激励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签订的合同大约在40对一份，在一个经济社会当中，合同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不可缺少的“介质”，也是契约精神的重要体现。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为什么要突出“契约”的重要性呢?这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自然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人们的合理权利，试想在一个尔虞我诈，互不相信的社会体系当中，一个商人要向完成一单交易，并确保最终能够拿到合理利润，其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这恐怕是一场“灾难”。
“契约”精神的本质是诚信，而诚信的维护需要法治环境的保障。然而，从国家层面看，目前除了2013年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和2014年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外，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就是为信用“正名”的法律文本目前还未出现，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可以说，信用立法已迫在眉睫，因为，整个社会中人们履约合同的效率仅有50%，也就是说因为不讲诚信导致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损失超过了6000亿元。这些损失如果用在提升全国人民的社保福利水平的话，大家都会跃升一个量级，也就是说，只要信用体系建设的更加牢固，人们的获得感将会显著增强。
2018年，信用立法被纳入到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当中，。然而因为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一些立法的条目尚不清晰等原因，致使社会信用立法项目仅仅排在第三类项目，也就是说距离通过这部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完善和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应当立法先行，依法打造“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格局，进而使各类信用主体不能失信、不敢失信、不想失信，已经成为信用立法的灵魂。
不过，在时隔一年之后，发展改革委牵头再次组织召开信用立法座谈会，其“含金量”还是相当高的，与会者普遍认为，此次社会信用立法条件已经趋向成熟，社会各界的立法意愿表现的越来越强烈，同时参与信用立法的部门和人士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道合力，推动信用立法加快前进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