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率先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实现强劲复苏之后，新兴经济体正在面临新一轮的困境：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到南非、土耳其，从印度到中国，经济增速普遍放慢。就短期而言，经济增速放慢的直接诱因是国际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但长期来看，这种放慢很可能是结构性的。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长率有可能下调，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出路在于调整其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新的可持续增长。
在经历了2009—2010年的强劲复苏之后，多数新兴经济体从2011年开始经济明显减速。印度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1%降到2011年的6.8%，2012年预计会进一步降到5.0%，创下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同期，巴西从7.5%降为2.7%和1.9%；土耳其从8.9%降为8.5%和3.0%。过去3年间，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尽管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仍然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发挥着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作用，但增速放慢趋势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外部环境恶化是新兴经济体减速的直接诱因。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对新兴经济体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新兴经济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外部需求的依存度较高。发达国家的需求疲软客观上抑制了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
面对外部环境的恶化，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为应对外部需求冲击，迫切需要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后已限制了政策空间。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成为很多新兴经济体的隐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发达国家一直实施宽松经济政策不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三轮方向性调整。第一轮是危机爆发之后，新兴经济体尾随发达国家的经济刺激措施，普遍扩大了财政支出，降低了利率，信贷投放规模迅速增长。这一做法对率先摆脱经济衰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刺激了其国内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考虑到一些国家原有的资产泡沫并未随国际金融危机而减少，经济过热的压力更为明显。因而，从2011年开始，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进行第二轮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从扩张转向紧缩的经济政策。内部的经济紧缩政策与外部的欧洲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新兴经济体在尚未有效遏制通胀与资产泡沫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放慢。这迫使其进行第三轮经济政策调整：从紧缩转向有选择的经济扩张。近来，美日欧同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战的风险加大，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又将面临新的调整压力。这种频繁的被动政策调整凸显了新兴经济体还远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脱钩”；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进入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的经济减速有可能成为中长期内潜在增长率下调的一个标志：尽管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会继续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会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10年的高速增长状态。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去杠杆化”与全球经济低速增长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以外向型为特征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将会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国际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的目标是促使家庭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缓解家庭债务与金融机构债务的压力。这一过程也被称为私人债务的国家化。经过近4年的调整，这一目标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进入国际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政府机构的“去杠杆化”，以化解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并不局限于欧洲，美国、日本同样存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按照“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指标来看，日本是发达国家最高的，美国也高于许多有主权债务风险的欧洲国家，如比利时、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备受关注的“财政悬崖”问题就是美国主权债务风险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还是美国、日本的主权债务风险，迄今都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化解之策。发达国家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选择将决定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势。可以肯定地说，在发达国家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强劲复苏难以出现，需求乏力将是一种常态。
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将对新兴经济体构成新的挑战。表面看来，“再平衡”是全球贸易逆差国与顺差国之间的问题，但它的实质是全球供求关系的“再平衡”。对处于逆差国的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应对“再平衡”必须改变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注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再平衡”正在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发达国家不仅动用税收、金融政策吸引实体经济的回流，而且力图改变多年来的产业空心化格局。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发达国家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分工需要重新定位，同时全球市场的供求关系也需要重新调整。
第三，新兴经济体将会面临环境约束与环境成本上升的压力。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支柱产业就成为各国的一项战略任务。其中，低碳经济被人们看成是一个潜在的候选者。要发展低碳经济就需要提高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的使用，改变现行的能源结构，或者推动碳捕捉与碳储存技术，改变化石能源的消费模式。无论哪一种选择，都需要以制定全球统一的气候变化规则为前提。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迅速升温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原则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存在分歧，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尚未最终形成。但可以肯定，制定全球气候变化规则是大势所趋。一旦规则成为现实，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将会面临全新环境约束。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以高碳排放为特征的重化工业还将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加上低碳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受到的制约将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趋势不会轻易改变，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与这种价格上升趋势客观上形成了正相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10年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巨幅上涨，与20世纪稳中有降的走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上涨幅度抵消了过去一个世纪的下降幅度。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调，但未来其上升趋势仍将会持续。原因是，一方面后危机时代全球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超过世界总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都将迈入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强大持续的需求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对一部分新兴经济体资源出口国来说是一个福音，但对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项挑战。
第五，新兴经济体自身也将面临“去杠杆化”的要求。新兴经济体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与信贷快速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2—2011年间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信贷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指标从最低点算起上升了20%左右。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增速放慢的情况下国内通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今后一个时期，如果说发达国家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财政领域，那么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风险会出现在金融领域。因此，新兴经济体很难再延续危机前依靠大规模信贷投放支撑高速增长的态势。
探讨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并非唱衰其增长前景。在连续高速增长时期，新兴经济体得到的赞扬，客观上掩盖了经济增长背后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入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迫切需要寻找可持续增长之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坚持外向型模式，以培育中产阶层为途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应对全球需求增速放缓趋势，实现经济自主增长。外向型模式是新兴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像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国都是放弃了原先的“进口替代”模式之后，才走上经济起飞之路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冲击不应该成为放弃外向型模式的理由。在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需求增速放缓上，新兴经济体有一个潜在的优势，那就是不断形成中的中产阶层。要把这种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需要在收入分配、就业、人力资源积累方面创造条件。
第二，调整产业布局，实现产业升级，应对全球“再平衡”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挑战。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布局主要受制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战略。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包为途径加快实施产业对外转移，客观上为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契机，从而形成了发达国家以金融服务为优势产业、新兴经济体以加工制造为优势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未来新兴经济体一方面需要调整产业布局适应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构建新的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机遇，强化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更广的领域构建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需要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此外，新兴经济体自身“去杠杆化”也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第三，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探索新型工业化模式。低碳经济能否最终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支柱产业，还存在不确定性，其结果是由市场来选择的。然而，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已成为共识。因此，探索新型工业化模式是摆在所有新兴经济体面前的一道难题。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了先机。
第四，完善市场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制度环境。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机制改革的动力。反过来，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演化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以印度为例，补贴一直是财政支出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中对能源价格的补贴所占比例最大，甚至在某些年份超过了对教育的支出。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的财政支出增加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由2007—2008财年的4.2%猛增至2009—2010财年的11.8%。其结果是消费需求受到拉动，通货膨胀压力也迅速加大。反过来，面对日益上升的通胀压力，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却受制于刚性约束，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印度央行连续加息对遏制通胀的效果并不明显，却制约了投资的增长。
新兴经济体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取得成功，既关乎其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一项没有可效仿对象的任务，需要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共同努力。
（执笔：李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