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话语里，所谓崛起就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其实力差距迅速缩小或拉大，从而对整个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大国崛起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也格外受人瞩目。以美国而言，其崛起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爆发这一阶段，是美国崛起的起飞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面临过种种困难和危机，可以说美国是带着诸多的难题实现崛起的。总结美国崛起的若干经验，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但又面对各种难题的中国而言，大有裨益。
（一）行政效率低下与政治腐败美国一直宣称其有一个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完美政治制度，并以此而自豪。但实际上，美国崛起起飞阶段的诸多麻烦恰恰来自于其政治制度上的一些缺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缺陷就是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之间权力划分模糊。19世纪后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核心部门是国会，联邦行政部门的规模非常小，甚至小到不能有效履行基本职能。例如，一直到1900年，美国的联邦政府全部雇员人数也只有94000人，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美元，甚至比不上美国铁路公司的规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联邦行政部门一直难以承担起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责，不能根据当时的经济趋势相应地制定对策，导致美国经济发展中不断产生危机。同时，由于权力的不平衡，美国国内政治腐败情形相当严重。以最廉洁为指数0、最腐败为指数1为标准，19世纪70年代，即共和党总统格兰特执政期间（1868—1876年），指数创下1.03的历史纪录。在此期间，号称民意机构的国会有12名议员包括众议院议长遭到收受贿赂的指控，这引起民众对立法机关强烈的不信任。除此之外，行政与司法系统腐败的情形也十分严重。行政部门官员通过分配公共职位偷窃国库，通过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以及在政府采购中巧取豪夺等多种办法大肆获取不义之财。被称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也多次做出不公判决。例如，19世纪末，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就多次通过重金贿赂法官来阻止竞争对手获得巨额赔偿金。
（二）企业垄断和环境污染严重从表面上看，美国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其产权制度对于所有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但实际上产权的保护是非中性的，制度设计对工商业利益集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爱。例如，美国宪法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原文是：“任何一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但是最高法院把修正案中的“任何人”解释为任何“法人”，从而使公司企业可以以“法人”身份行事，把维护产权放在司法判决的核心位置，强调私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垄断。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垄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例如，国际收割机公司控制了85％的收割机市场；全国9/10的罐头由美国罐装食品公司出售；美国糖业集团控制着美国全部的食糖市场。同时，商人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和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处理它们导致的煤烟和灰尘，这些煤烟和灰尘被任意排放，特别是在毗邻矿山的地方，矿物燃烧后产生的有毒气体，直接排放进大气与湖泊河流。空气和水的污染不仅破坏了环境，而且损害了人民的健康。
（三）社会道德严重滑坡19世纪后期，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导致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泛滥，社会道德滑坡情况严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财富作为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这种情形使当时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完全为贪婪所左右。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例如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奶牛生产的奶、低质量的奶，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等，在脏牛奶上覆盖一层好牛奶，用没有消毒的、敞开的容器运送牛奶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屠宰场》里描写屠场老板唯利是图，把腐烂发臭的肉当作好肉制成罐头销售，虽然是小说，却被公众广泛认为是事实。
（四）外交的摩擦不断，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从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到“一战”之前，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一方面，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不愿介入外部事务；另一方面，国力快速上升引起了美国和欧洲老牌强国的摩擦。191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导致出口商品急剧增加，影响了欧洲强国的商业利益。在强盛国力的支持下，美国在美洲极力寻求独大地位也引起了欧洲老牌强国的不满。因而，美国当时和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主要强国的关系都十分紧张，1889年美国和德国围绕萨摩亚岛屿以及1895年美国和英国围绕委内瑞拉边界划分问题，都曾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欧洲社会中“美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和周边国家也是矛盾重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至理名言是：“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格言这样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罗斯福的含义是，欧洲无权干涉美洲的内政，但是美国可以依照自己的逻辑任意干涉美洲各国事务。美国对周边国家的颐指气使导致周边国家对美国的疑惧加深，美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
面对国内外诸多难题，美国公众感到迷茫，为何美国崛起过程中产生的是社会不稳定而不是稳定？理想与现实之间为何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差?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公众清醒意识到，国家快速崛起必然会带来种种不适应，因而需要必要的改革，否则必然会让人们逐步丧失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社会各阶层形成广泛的共识，必须消除那些容易滋生极端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必须通过完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来逐步解决和克服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种种危机。
（一）在政治领域，美国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制度改革
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框架依旧存在，但是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开始日益集中，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变革正在扩大美国生活的范围，导致了不和谐的经济混乱和激烈的政治冲突。这些变化要求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做出更快和更有效的反应，进行有效的管制。没有政府管制就没有市场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有效的监管之上的。美国联邦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和人员规模开始显著增加。与1900年相比，1914年服务于联邦行政部门的人员已达到292000人，增加了2倍多，联邦财政收支从4亿多美元增加到7亿多美元。联邦立法部门的改革更加强调议员的代表性，联邦参议员从各州议会选举改为各州选民直选，众议员的选区也作了调整。国会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降低议长的权力，加强常设委员会等，目的是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都能在国会得到倾听，其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
美国通过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强监督执行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来防止腐败。国会相继通过了诸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等一系列防止腐败的法律，建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等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来保证政府遵循高度透明性、强烈责任感和权力限制原则，以此抑制腐败。至1914年前后，美国腐败指数已经降低到0.16的最低水平。
（二）在经济领域，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绝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团体控制其他所有人的命运
必须对贪婪的资本主义及其对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进行“刹车”。如同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任何单个利益，而是为了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服务。”联邦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充当公正裁判的角色，根据普遍的民意倾向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相互冲突中采取适度的平衡规范原则，最突出的举措就是美国开始认真执行反托拉斯法。1890年美国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初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1890—1900年间，法院只受理了17起反垄断案件。但是随着社会呼声日益强烈，联邦政府开始强化反垄断法的实施。1901—1912年间，美国发起了94起反垄断案件调查。依据反托拉斯法，美孚石油公司、北方证劵公司等一批垄断企业被拆散。《食品和药物纯净法案》和《肉类产品监督法案》等涉及民众生命与健康的法律相继出台。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许多案件的判决开始顾及社会的呼声，在维护私人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方面寻求平衡，并努力使其判决适应现代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时代问题。
（三）在道德层面，自由主义思想虽仍是美国的底色，但是美国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自由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政治学家克罗利认为：“真正有益的和标准化的民主目的是要让民主组织机构能够代表个人成就和社会进步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自由或权利平等。”过度地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这种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
（四）在外部事务处理方面，美国认识到，避免同世界主导性大国发生直接冲突是十分重要的
“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对外行为保持了相当的克制。美国外交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拓展本国的商业利益上。根据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美国将国防建设的重心放在海军建设上。从1904年开始，除个别年份之外，美国海军的财政开支一直超过陆军。对于当时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尽力避免直接介入。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事务时，美国也开始调整政策，通过加强贸易往来、直接投资的方式来促进同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减轻周边国家的疑虑，使美洲逐渐变成美国稳固的战略基础和支撑，保证美国的崛起始终在相对较为充裕的安全环境下进行。
当今中国正在朝着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方向前进，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严峻问题。这使一些国人产生了疑问，中国梦能够顺利实现吗？我们可以从美国崛起的若干历史经验获得启迪。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所说：“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仿效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
（一）必须坚定地明确和维持一种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观，以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
崛起的大国必须具有足以凝聚本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否则崛起难以维系和持续。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这是美国民众所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思想，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它对于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经济和社会结构
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都不可能保持不变，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因而需要不时进行自我调整。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进步主义运动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同样的原因，中国也必须具有为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才能促成中国社会与经济的顺利发展。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被我国最多数的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维护自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上才能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共识，才能使举国上下始终保持有效的战略定力。
（二）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有效制度改革，使国家制度能够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
美国依靠比当时世界主要强国更广泛、更深入的制度改革实现了国家的迅速崛起。当下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说明，我国的制度是适合中华民族复兴的制度。然而，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反映了我们制度层面还存在种种缺陷，需要进行有效的改革。
首先，要明确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行政部门要简政放权，能够由市场决定的坚决由市场来主导，不该政府管的坚决不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也要求政府对市场监管要更加有效，所以政府的监管必须非常严格和细腻，特别是在涉及民生的食品、药品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需要根据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来确定政府相应的人员和财政规模。
其次，立法部门要吸收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加入。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公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公民的精神得到充分抒发的过程，需要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来充分保障。一部法律的出台必须体现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共同利益，所以立法机关代表的广泛性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必须的。
再次，司法制度的完善是极为重要的。从美国崛起的经验看，司法制度的重要作用在于，在维护私人产权与维护公共利益方面保持平衡。一方面，必须通过有效维护财产权利和契约权利来给个人以更多的释放能量的机会以保证国家经济活力的持续，这是一个国家具有创新能力的重要根源，美国的崛起同一大批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司法制度要维护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公平的判决有利于缓和社会的急躁情绪，保持社会的平和与稳定。为此，宪法必须取代普通法成为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合法性的最后仲裁者。
（三）在外交领域，国家要坚持适当的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相结合的政策
崛起国家实力上升迅猛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激起霸权国家的防范与遏制，这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与此同时，崛起国家内部的诸多矛盾也降低了国内民众对自身实力的认识，因而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很难在国内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国家对于自身战略目标的排序要有轻重缓急之分。要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来强化自身的国防实力。同时，要尽力避免挑战和质疑区域外强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共识增加和国力日益增强的前提下，逐步扩大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从而顺其自然地、从容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一个国家的崛起模式并不意味着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崛起模式。但是，纵览美国崛起历程，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那就是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无论面临多少艰难险阻，美国政府与民众始终对其自身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国家基本制度充满自信。正是依靠这种自信，美国克服与战胜了种种危机与困难，成功实现了自身的崛起梦想。所以，对于当前正在期盼实现中国梦的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怀疑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成功道路，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只要我们坚定这三个自信，中国梦的实现将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