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中，生产方式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奠基性作用。这一理论不仅是马克思深度考察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还是他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发生着新的调整变化，相应为生产方式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历史课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生产方式”的呢?
生产方式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中，年仅26岁的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使用这个概念解剖市民社会并探研私有财产的扬弃问题。而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全三卷中，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频次更多达484次。1867年7月，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而确立了生产方式理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而马克思对生产方式概念首次较为系统性的解释和说明同样源于一部经济学论著，他在批驳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虽然彼时马克思尚未明确提出和使用生产关系概念，但生产方式作为“谋生的方式”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并沟通两者的理论定位已然呼之欲出。此后，马克思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生产方式规定为“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在马克思身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即变革生产方式直接服务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满足资本的价值增殖。1872—1875年间，马克思在依据《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修译校订法文版的过程中围绕生产方式进行了60余处完善性质的修订，这些修订表明马克思晚年仍持续着政治经济学思考，而且十分注重对其中核心概念的廓清。要言之，政治经济学是生产方式的出场语境，是其得以展开的问题场域，要理解这一概念，首先应立足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细致的研究与梳理。
生产方式理论有着丰富的哲学意涵。自马克思逝世至今100多年间，国内外学界围绕生产方式的思想意涵展开过多次探讨，相关见解层出不穷且众说纷纭。归纳起来讲，学界主要形成了四大类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类观点主张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第二类观点主张生产方式是沟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第三类观点主张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单一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第四类观点主张生产方式意涵多种，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些观点各有其文本支撑或现实依据，彰显了生产方式研究的重要学理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蓬勃发展趋势。但问题在于，学界缘何对生产方式产生诸种不同的理解?究其本质在于未能探明其背后蕴藏的丰富哲学意涵。1845—1846年间，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研究生产方式的视角从“人本主义”转向“实践唯物主义”;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聚焦区别于“思辨哲学域”的“现实生产域”，呈现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要着重回应和解决的任务是将理论研究的重心聚焦到“现实”之上，此“现实”严格区别于黑格尔意义上的“观念现实”，是指“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马克思之所以反复强调存在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域”，是希望能以此区分开“观念层”，即所谓上层建筑领域的“思辨哲学域”。当马克思真正从哲学意义上将研究重心从“思辨哲学域”拉回“现实生产域”时，对彼时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便业已完成。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马克思没有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继续深入对生产方式理论之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这项新的理论任务留待唯物史观来回应和解答。
生产方式理论需要在唯物史观中加以综合理解和把握。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生产方式多数情况下并非独立出现，而是与其他一系列的修饰限定范畴组合出场。以资本来到世间作为分隔线，这些组合情况可归为两大类：第一类为“(陈)旧的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等;第二类为“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改良的生产方式、现代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正是生产方式与这些范畴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立足唯物史观深度把握这一理论的重要突破口。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形态演变密切相关。一方面，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和面貌。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社会面貌。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最革命的因素，一定的社会形态归根结底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素，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骨骼”，它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的发展变革。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由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基础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的，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展开，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替代，旧的社会形态也被新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呈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过程”。综合上述两方面来看，社会形态的发展变革虽然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但这种规律却建立在每种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之上。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以一种自我协调的方式不断再生产其自身，但其内在矛盾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并不断激化，从而导致由“两个绝不会”揭示的社会形态历史变革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文明的社会形态须以经济的社会形态为依据，归根到底即以社会形态中支配性的生产方式为依据。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核心关切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其中却多处穿插着“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等历史过程作为重要的研究辅助。进而，探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样离不开对历史上曾一度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剖析。所以，马克思晚年在有关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章和通信以及《人类学笔记》中，运用生产方式理论剖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凸显了生产方式理论的世界面向与未来面向。较之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当今时代无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社会主义新发展仍没有脱离马克思的问题语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观照人类文明发展仍能有效破解当前的症结与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