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和“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康”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这里，小康具有“小休”“小安”的意思，意在劝诫当政者要使民休养生息。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出现于西汉的《礼记·礼运》中，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
《礼记》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典章制度书籍，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礼运》篇中借由孔子与弟子子游的对话，阐述了孔子的“大同”和“小康”思想。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混乱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割据，礼法崩坏，他对现实社会极其担忧，殷切盼望能恢复周礼，以稳固社会秩序。《礼运》篇记载，一个冬日，孔子参加鲁国的重大祭祀活动“蜡祭”，祭祀结束后，他站在宗庙外的楼台上抬眼远望，有感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描绘了他虽然没能见到，但却十分向往的两种理想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孔子认为在夏朝以前，存在着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对“大同”的描述，具体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短短百余字，却蕴含着大同社会的丰富内涵。第一，“天下为公”的贤人政治。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天下人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世传于子孙，这是大同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如尧授舜、舜授禹的王位禅让，正是“天下为公”的独特体现。第二，“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制度。政治上实行广泛的民主，由社会成员共同选举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治理天下，而被选举出来的人则不遗余力地为社会服务。第三，“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讲求信用、和睦相处是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大同社会本质特征是讲仁爱，推己及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人都能得到全社会的关爱。而且没有战争、没有骚乱、没有犯罪，人们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第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福利制度。基于仁爱之道，对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都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尊老爱幼，孤寡残疾之人都能得到供养，人人皆可安享天年。第五，“男有分，女有归”的幸福家庭生活。男子有职业，女子能适时出嫁有个好归宿，男女都能安居乐业。第六，财产公有。一切财富归公共所有，这是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人们没有私有观念，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因而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貌。总之，大同社会体现了“公而无私”的德行，是高度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代表了儒家最系统、最完整、最具空想色彩的政治理想。
“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尽管大同社会展示了一幅非常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但要实现并不容易，小康社会就是退而求其次的现实选择。孔子认为，夏朝以来，国家进入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尤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这六位君子恪守礼制，并依此彰明道义，成就信用，明察过失，倡导仁爱，讲究谦让，使社会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实践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关于“小康”的描述，具体如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与大同社会比，小康社会包含以下特征。第一，“天下为家”的专制制度。“公天下”变为君王一家的“私天下”而传于子孙，上既为私，下亦为己，故财产私有，劳动也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而成为个人谋生的手段。为谋求个人利益，产生了争夺、抢劫、盗窃，战争也因为掠夺而不可避免。第二，“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阶级礼制。天子诸侯的王位由子孙世袭成为理所当然，并由礼制来保障其发展。因为常常“谋作兵起”，故而要修筑城郭和沟池加强防守。第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庭赡养制度。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局限于家庭内部，是为亲亲。第四，“礼义以为纪”的社会制度。小康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安定宁和，但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可以用礼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去除祸乱，保障君臣有序、父子有情、兄弟和睦、夫妇好和，构建了一个差别有等、上下有序的社会。
总体上看，“大同”“小康”分别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也是古代中国士大夫的政治追求。“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力不为己、讲信修睦、财产公有、井然有序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货力为己、礼义为纪、财产私有、温馨和睦的宗法社会。立小康之治，追大同之远。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实现小康，再由小康进入大同。千百年来，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无数仁人志士对“大同”“小康”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止过。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充足的物质生活是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设想了一个温饱型小康生活标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民风淳朴、安定幸福的世外桃源，再现了大同社会的美好生活。东汉时期，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对《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进行了理论深化，系统性地提出“三世说”。他认为社会治乱兴衰是由“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其中，“升平世”相当于小康社会，“太平世”类似于大同社会。南宋时期，洪迈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曾提出“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这里的小康指家财富厚、家境殷实之意，强烈表达了摆脱贫困、追求比较宽裕生活的愿望。至此，“小康”逐渐成为人民表达对宽裕、殷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词语。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
时至晚清，中华民族面对前所未有之危机，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为奔小康、求大同，做出努力。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巨著《大同书》中，将《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融合在一起，提出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希望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无比自由的大同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他的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民生主义”主张中，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由此理解出发，他把“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纲领，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