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的，最近迷上了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就是近代中国新闻界的那些元老们，如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于右任等等。买了不少他们的书，一读之下，叹为观止。
他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们学贯中西，胸怀天下，往往是学者、诗人、甚至是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的一生，波澜壮阔，多姿多彩。
以王韬为例，他出身私塾教师家庭，国学底子很厚，十八岁就中了秀才，可谓神童。后来为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所赏识，帮他办墨海书馆，编辑《六合丛谈》杂志，翻译宗教、科学书籍，还在1854年受洗入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国际化视野”。
胸中储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那时候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可能是因为信上帝的缘故，王韬同情“拜上帝教”发动的革命，曾向太平天国将领献计献策。清政府为此通缉他，他只好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庇护之下，跑到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以“天南遁叟”为笔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时政，名扬天下。从这一点来说，王韬开后世“文人论政”之先河，是梁启超、于右任、张季鸾等人的前辈。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搜他的政论文字，这里只说说他的日记：
道光二十九年闰月二十一日，他去看一位得重病的朋友：“予谕以不必服药，凝神静坐亦可养身”，并说朋友“近喜读佛经，谓能淡于名利。而自予微窥之，则觉渠名心更重，利念更深，可知名利枷锁，殊不易脱耳”。可见王韬对于道家静坐养生祛病之道，对佛学，都有涉猎。应该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报人，大多如此。郑观应的道学修养，比王韬还要深，他不仅读遍道家典籍，还凭借自身“大买办”的雄厚财力资助他人修道、“炼丹”。怪不得有人说，古代读书人的心里，往往都住着一个官员，一个神仙，一个土匪。诚哉斯言！
作为心忧天下的士大夫，王韬自然关心民间疾苦。道光二十九年闰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记中写到：“入夏以来，无日不雨，农民苦之。予作《苦雨诗》五绝云”。其中比较通俗易懂的一首是：“数处秧歌唱已休，水车辘辘决渠沟。低田渐见新苗没，多少农人相对愁”。
估计是匆匆出逃香港，王韬没能把媳妇带出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他，经常想入非非，甚或似有异动：“夜作小词一阙，调寄《诉衷情》:新寒侧侧上罗衣，梁燕妒双飞。垂看重帘不卷，黄昏人语希”，“为怜小苑飘红雨，小立阶前语。见有人来，佯掉帕罗，逐瓣将花数（《点绛唇》）”，“瞥遇楼头，珠帘隐约容平视。况伊钗坠，斜露肩峰挈（《阮郎归》）”。道光二十九年闰月二十八日日记，说的更露骨：“夜梦中得二句云：郎情轻比风中絮，妾梦多于山上云。颇觉缠绵悱恻也”。
生逢乱世，身处大时代的变动之中，王韬的诗有着“诗史”般的沧桑感和厚重感，浑茫一片，词气苍凉，读来特别感人，和李鸿章晚年诗作的格调也特别相似。王韬后来之所以得到李鸿章的默许，能够回到上海定居，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文采和才名吧？请看他避难香港时所作的《作七律四章赠楚香，兼述鄙怀》，之一：“窜逐无端已自伤，那堪重入旧欢场。更怜意气非畴昔，况复艰难托异方。吴苑樱花成转瞬，蛮乡风雨割愁肠。酒杯逼仄乾坤小，沦落天涯泪数行。”之四：“渊源骚雅抒篇什，陶写襟灵托啸歌。幻想都从奇境出，才人自古寓言多。不妨仙佛同参证，已了因缘付刹那。谁悟无生真旨者，焚香扫地拜维摩。”
今天的记者，有几个具备这样的学识与文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