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背景
时代背景
俄罗斯是个信仰东正教的国家。 自从公元10世纪末俄罗斯公国皈依基督教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东正数“成了俄罗斯人精神的基础”，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俄罗斯人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认为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巨大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使信仰与道德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既有终极意义也具有实践价值。对俄罗斯人来说，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承裁了社会、道德、人性等多层面的复杂内涵。但是，19世纪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引发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使整个俄罗斯社会四分五裂，危机四伏。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这里开始了一个普遍‘隔绝’的时代。大家隔绝、孤立，任何人都企图创造出自己的、新的、前所未闻的东西。任何人都舍弃了原先思想和感情中共同的东西，并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开始。任何人都想从头开始。他们毫不惋惜地割断了原有的关系，每个人都自由行动并仅仅以此感到欣慰，……同时，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几乎不存在道义上的一致;一切都四分五裂，而且甚至不是四分五裂成小团体，而是成了个体了。”“我们的社会没有基础，没有形成行为难则，因为根本不存在生活。巨大的震荡，一切都停顿了，一切都在衰败，似乎一切都被否定和不存在。而且不像西方只限于表面，而是在内部，在道德上。”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运动日渐高涨，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西欧主义、斯拉夫主义等各种理论学说的论争也纷纷扬扬。
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无神论的强烈冲击，使俄罗斯传统的价值体系陷入困境，上帝存在的自明性受到怀疑，从而使“上帝是否存在”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时代难题。
个人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发端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几处影响的痕迹。例如他此时深受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家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的影响。Fyodorov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过向耶稣对先辈的过错进行弥补达到救赎与重生，从而达到天下大同” 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将这场弑父案表现为未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必然遭致的结果。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为举止荒唐的父亲赎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气对父亲的死推波助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不统一的体现。宗教与哲学虽深刻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命运。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也打断了小说的进度。陀斯妥思耶夫斯基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儿子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这份心痛也被揉和进了小说中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 与他的儿子伊柳沙 的故事中。
一段个人经历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选择以一场弑父案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19世纪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传播反政府言论而被放逐至西伯利亚，成为强制劳工。那段时期，他遇到了一个名叫Ilyinsky的年轻人，他被指控谋财弑父而被放逐至此。大约十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是Ilyinsky乃是被误判的，且在真正的杀人犯伏法之后才得以无罪释放。这个事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了这部小说中，更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决定力量。不仅如此，老卡拉马佐夫的大儿子德米特里的许多体貌特征和性格特点也都与Ilyinsky很相似。
主题鉴赏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存在的思考是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展开的。人既然带着原罪降临人间，恶的存在就不可避免。苦难是人生的原生态，是人的宿命。人可以逃避环境，但无法逃避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犯罪、苦难具有人的生存意义上的普遍性，原因就在于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恶，有犯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与无可逃避的悲剧困境。也就是说，世界的苦难是永恒的。因此，上帝在给人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同时赋予了人向善的能力与愿望，人生就是一个善与恶搏斗的过程。在苦难的世界中，人只能信靠上帝，否则便会陷入沉沦。
小说中的人，无论是无神论者伊凡、弑父的斯美尔佳科夫，还是私欲熏心的德米特里，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过，都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有回应说明人内心存在着向善的可能，伊凡发疯了，斯美尔佳科夫自杀了，德米特里忏悔了，都是这种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而这正是人的希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些人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否定的同时，也寄予他们悲悯与同情。他悲悯那些恶人陷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他同情那些思想者因迷失正途而遭受痛苦;他以阿辽沙背负十字架勇敢前行的行为彰显上帝的伟大，为世人树立榜样，期望人们通过道德实践获得拯救，从而改良社会。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人选择善，也有人会选择恶，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必然。但是，只要我们与上帝同行，人类就有希望。
在陀氏看来，在复活的过程中，在死与生的往复循环中，生命被无限地延续下去，死亡不能终止生命，而是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复活的进程中，死亡被改变并转向生命。“一粒麦子”是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生命的象征，它证明着生命的永恒。陀氏相信，人在肉体生命结束之后还有精神的生命，人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不死”指的是人不可混灭的神性，是永恒的善，是道德力量的胜利，是超越个另一个肉体生命的人类道德理想的世代延续。
在小说的尾声中，阿辽沙站在夭折的小学生伊留莎的墓前，面对一群孩子进行演说，鼓励他们友爱、善良、诚实，在别人的心中播下善和爱的种子，而自己的精神也将在身后的世世代代中绵延不绝，得以重生和再现。“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决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小说的尾声和题词交相呼应，再一次暗示了两个关键字眼——复活和不朽。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我们看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时而是天使，时而是野兽。他们同时体味着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但他们的目光，却始终落枉自已身上的那个人上。陀氏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性超越”之中，他所理解的“人性超越”是建立在神性关照基础上的人性的完满，而神性关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涅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