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人的话本原貌，除了长篇的讲史(宋人把“小说”，即现在所称的短篇小说和 “讲史”，即现在所称的长篇历史小说统称“说话”，说话人的底本都应称“话本”，但后来习惯只称短篇小说为话本了)有少数平话的刻本存留外，短篇小说现存的刻本最早也是明人刊印的。其中除《清平山堂话本》最接近原貌外，另一些大抵多少经过明代以后文人的篡改或修饰，改动得少一点的还可以辨别出宋元人话本的风貌，有的则已面目全非。本篇虽然也经过明人的改动，但宋元人说话的风格还保存了一些，说话人的口吻也依稀可辨，但和《清平山堂话本》保存的较少改动的旧时话本相比，文字毕竟整齐繁褥得多了。
宋元人话本的优秀篇目大抵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说话人集中在京城瓦舍，常以京城附近发生的事件为题材加以艺术虚构而成。本篇故事发生于临安，最早当是南宋人的话本。按宋人说话的家数，属于公案类小说。公案小说可说是后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前身，只是当时没有私家侦探，案子只能由官吏和捕快来侦破。本篇是一件没有侦破的冤案，案情的水落石出是凑巧实现的。
案子的形成也很凑巧，女主角陈二姐原是临安破落户家子弟刘贵的妾，刘贵的大老婆王氏之父寿诞，刘贵和王氏回岳家祝寿，岳父王老员外怜惜女婿无计谋生，借给他十五贯钱，供他作小本经营。刘贵当夜背着钱袋回家，途经一个生意行中的熟人门口，顺便商量经营之道，那人留他喝了酒。刘贵薄醉回家，敲门半天，陈二姐才来开门。他一面带着酒意，一面怨二姐开门来迟，就骗她说已将她典给别人，拿到了十五贯典身钱，明日就送她过门，并诈说文书已办妥，对方还特地请了酒。二姐见他拿着钱，又有醉容，不容不信，便乘夜出逃，先在邻居朱二妈宅中过夜，准备次晨回父母家诉说此事。谁料半夜来一窃贼，潜入刘贵家，杀人劫钱而去。次日，近邻发现刘贵被杀，陈二姐失踪，朱二妈又提供了陈二姐一早已去娘家的信息，众人遂追踪而去。陈二姐回家途中，凑巧遇到丝贩崔宁收帐回家，两人结伴同行。乡邻赶到，将两人一同扭回。更巧的是，崔宁钱囊中的钱数也是十五贯，恰是刘贵钱数。于是认定两人系姘识，杀夫取财而逃。官府据王员外的申诉，屈打成招，将两人处死。王氏丧夫后准备改嫁，在回娘家途中被强盗静山大王劫为压寨夫人，从静山大王口中，得知他才是当年杀夫劫钱的真凶，于是向临安府告发，审明处死。
整个情节全是巧合，巧得有如“鬼使神差”。说话艺人为了吸引听众，要用复杂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因此每每用偶然的巧合编造故事，所谓“无巧不成书”。此篇旧题《错斩崔宁》，冯梦龙将其编入《醒世恒言》时，改为今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巧祸”二字点题明确之至。
世界上的事确有不少偶然的巧合，但在文学中，不能一味依仗巧，巧也必须巧得合情合理，在生活的逻辑上通得过去，才能造成艺术真实感。一味奇巧，巧得出格就会陷于虚假，那就不行了。像现在的某些侦探电影和武打片，主人公陷入困境挣不脱时，霎时一声枪响或一刀飞来，好人就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解救。一次两次，次次都靠巧来把情节连下去，这种巧法就未免太突兀，露出了预先设计的形迹，道理上也讲不通，只能骗骗老太婆和小孩子。万事乞灵于巧合必然导致艺术真实感的丧失，艺术就不复成为艺术。
这篇小说也以巧为关节，但情节的发展却不失情理，不是一味生凑硬斗。刘贵从丈人处借得十五贯钱是为了做生意，因此路过一个做生意的熟人家门口，进去商议一下生意经是很自然的。主人招待他喝几杯，也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回家时陈二姐开门稍迟，刘贵便乘着酒意开了个玩笑恐吓她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他既带着钱回家，诈说是典身钱，也不容二姐不信。更何况带着酒意，说是订了契约，吃了典主的酒，尤入情入理。二姐一急之下要去娘家申诉，更在情理之中。时已黄昏，一个小妇人不得不到朱二妈家去借宿一夜，次早上路，揆情度理也很真实。路上遇到赶路的丝贩崔宁，结伴同行，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事。这一切都算不上巧，唯一巧的是崔宁所收来的丝帐也是十五贯，不多不少。由于一路开展来的情节都挑不出毛病，这点偶然巧合(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巧事)便也带了过去，不很惹眼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从小说的细节说来，是真实的，所以这篇小说站得住，并非全赖巧合。
但更大的真实当然是封建社会官吏的昏聩颟顸，草菅人命，以及司法制度的腐败黑暗.即小说所评骘的“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专用刑威逼供，酿成冤案。在这种黑暗政治下，崔宁、陈二姐似的无辜枉死，决不是巧，也决非偶然事件。左邻右舍之所以卸脱关系，只求案子快点了结，也无非是出于害怕官府胥吏的骚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岂不见这十五贯钱名曰还给原主，实际上“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 么?谁都怕官府，怕连累自己打没头官司。这便是小说所揭露的现实，“巧祸”不巧。
由于公案小说的惯例，案情最后必须水落石出。也由于市民听众的习惯，他们的感情承担不了悲剧的结果，必须来点缓冲，来点补偿，于是作者便安排了真凶静山大王出来吐露真相，伏法抵罪，以少抑人们的不平。这后一部分，即王氏偏偏落到了静山大王的手里，被劫做了压寨夫人的情节，倒确实太巧了一点。而且以小说品类说，在一篇公案小说中，孤零零地插入了净山大王的“朴刀杆棒”类情节，题旨上又无内在的联系，艺术格调也很不统一，显然是小说的缺点。这现象也表明了，作品形式上的毛病，也一定是内容上的毛病，而且是导源于内容的毛病。
小说线索单纯，布局错落有致，没有多少藻饰，要言不烦，显得干净朴素。情节的交待也清楚流利，保持着早期市民文学特色。全篇除了插入几句对官府的抨击外，也没有多少如后期拟话本常有的枯燥的说教，这些都值得称道。
清人朱皠曾据小说的本事改编为《十五贯》传奇， 加上了况钟私行察访和破案的情节，成为表扬清官的戏剧，一定程度地转移了小说的题旨。这部戏在昆曲舞台上不断搬演，50年代还轰动了一时，所以，这篇小说的影响极广。此外，清人鹅湖逸史还有《十五贯》弹词，长期是戏场的热门节目。因此，在江南一带，群众对这故事更为熟悉，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宋元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