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说文解字》所收文字与先秦经籍用字、《玉篇》《广韵》中时俗用字间关系的著作。清雷浚撰。前十五卷成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第十六卷是补遗,后成。
雷浚,字深之,一字广文,号寓楼,又号甘。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苏吴县人。以刊书为业,精于校勘。雷氏研究文字训诂之学,特别注重于“说文学”的研究。他曾亲及江沅、俞樾之门,多见乾嘉学派的老前辈,其学术活动同时受到乾嘉之学中的吴派和皖派两家学说的影响。著有《说文外编》十六卷、《说文引经例辨》三卷。还将顾广圻《说文辨疑》、刘禧延《说文碎金》、雷浚自著的《说文外编》和《说文引经例辨》合刻为《雷刻说文四种》。雷浚认为,“凡经典字,《说文》不载,非不载也。读钮氏《说文新附考》可以知其大概。”于是,凡“《说文》所无,钮氏《新附考》、续考未及者”,雷氏“用钮氏法补所未及”,“从此兴发,遍及群经,旁及《玉篇》、《广韵》,分经字、俗字”,编辑成帙,为《说文外编》十六卷(见《说文外编》卷一)。
《说文外编》前十五卷,先以内容分为经字和俗字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至第十一卷是经字部分,第十二卷至第十五卷是俗字部分。每一部分中,又以篇幅分卷。经字部分,先举四书中字,其次则是其他先秦经籍中的字。俗字部分则举《玉篇》《广韵》中的字。共十五卷。共收字一千五百四十四个。《说文外编》第十六卷,是补遗。卷内先列经字,后列俗字。共收补遗字七十四个。全书十六卷共收字一千六百一十八个。其中经字一千一百六十八个,俗字四百五十个。书的后面还有两个附录。一个附录是“桂氏《说文解字义证》二条”,另一个附录是《刘氏碎金》。
《说文外编》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字经互证”和“字字互证”。所谓“字经互证”就是从《说文解字》中找出先秦经籍用字的本字、源字、正字,或者以《说文解字》比校先秦经籍,找出同音借用字、同源通用字、俗字。清代俞樾在《说文外编·叙》中将其归结为两句话,即“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总的来说,这种工作是一种大规模地系联同源字,为同音假借字找本字,系联异体字的工作。例如,卷三经字《易》:“亨,《说文》无亨字。详卷二烹下。”卷二经字《孟子》:“烹,《说文》无烹字,经典烹字,多作亨。而《说文》亦无亨字。部首亯,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亯之。许两切。又普庚切。又许庚切。……即享、亨、烹三字之正字。三读俱通,后人之耳。”雷浚在从事这项工作当中,态度是比较严谨的。凡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同时自己又拿不准的,皆存其疑。全书中雷氏存疑一百六十四个字。
《说文外编》附录中的“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引二条”,所引的是《魏书》和“顾炎武曰”二条。雷氏有按语。附录的《刘氏碎金》(吴县刘禧延作),其中包括雷浚《刘氏碎金·序》,刘禧延《古韵通说·跋》、《答袁春巢书》、《袤轩琐缀》等。刘氏之作都是有关汉语音韵学方面的论述。
雷浚在《说文外编》中所做的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是对前人“说文学”研究工作的总结和发展。许慎作《说文解字》,寻求汉字系统与汉语系统的一一对应关系,即“形义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人的造字意图。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形义统一”为原则,对于他所搜集到的汉字进行筛选分类,而得到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正篆,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在此基础之上,许慎又以“部首统摄所从之字”为原则,编制成一部“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许慎《说文解字·叙》)的通字方案。许慎通过著《说文解字》建立起来一套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并且以此作为研究经学“知化穷冥”(许慎《说文解字·叙》)的元语言。当然,从客观上看,或者从汉语文字学的角度看,许慎作《说文解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汉字优化方案。《说文解字》成书以后,关于它的性质及其功用,并没有完全为后人所理解。不过,在“五经无双”的许慎作《说文解字》是为其经学服务这个问题上,一般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先秦经籍为后人传抄转写。多非本来的字体。而后来的学者却误以为他们当时所见到的通行本先秦经籍用字,仍然是先秦经典作家所用之字。同时,后代学者还有人认为《说文解字》所收正篆“有似乎隐僻而不适于用者”(俞樾《说文外编·叙》),“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 (徐铉《上新刊定说文解字牒》)。因此,从晋代的《字林》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人们一起在不断地补充《说文解字》正篆数量上的“漏略”。从宋代开始,人们一直在增加《说文解字》正篆的数目(其中包括徐铉明增的十九字及其四百零二个新附字,暗增的至今不知何人所为),至使今通行本《说文解字》正篆数目远远超过九千三百五十三个。从宋代汉语文字学家到现代古文字学家,一直在“增补”《说文解字》在“古”“籀”方面之缺。以上这部分学者的作法是从汉语文字的量的角度出发研究和解决《说文解字》“功用”上的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则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及其功用的问题。他们是从汉语文字的质的角度出发的。例如,钱大昕《潜研堂集》、陈寿祺《左海经辨》、李赓芸《炳烛编·文字证古》、钮树玉《说文新附考》、郑珍《说文新附考》等都用经典相承之俗字“于《说文》中求其本字,于他书求其通字”。到了雷浚著作《说文外编》则集前人“说文学”研究之大成而“专纂一书成巨观者”(俞樾《说文外编·叙》)。《说文外编》,对于后人来说,其意义有二:第一,《说文外编》分为经字、俗字两大部分,其意义在于有意识地把二者(即先秦经籍用字和时俗要用之字)作为两个历时相承的汉字系统,而把《说文解字》的文字系统作为连结这二者的中介和桥梁,这就为后人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即把《说文解字》所收正篆和重文放置在汉语发展史和汉字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研究。第二,《说文外编》大规模地进行“通字”的研究,为后人全面地进行汉语史和汉字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语言文字资料。除此之外,还为汉字系统的优化(其中包括汉字改革)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现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所编制的《通字方案》上看到清朝末年汉语文字学家的“通字”研究对于现代汉字系统优化工作(其中包括汉字改革工作)的深刻影响。
《说文外编》有清光绪十年(1884年)雷刻说文四种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向文书局石印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