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子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 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 子何为者耶?’对曰:‘我, 东海之波臣也。 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 我且南游吴、 越之王, 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 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外物》
“涸辙之鲋”写了两则故事:一是庄周向监河侯借粟度日,监河侯颗粒不给,却许诺待收回封地的租税后借给庄周价值“三百金”(“金”是古代货币单位, 即“镒”。一镒等于二十两,另说为二十四两或三十两)的巨款。二是“涸辙之鲋”(滞困在干枯的车辙中的鲋鱼)向庄周求水活命;庄周答应到南方去向吴王、越王游说,请他们引长江水接鲋鱼回东海。两则故事紧密套扣,前者包容后者,后者说明前者,结构十分新颖。故事中的监河侯是个悭吝的伪善者形象,鲋鱼是个敢怒敢言、很有骨气者的形象;庄子的身份则颇有趣,在前一故事中是乞贷者,在后一故事中却以监河侯的同类面孔出现,而让鲋鱼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构思极为奇特。
作者如此别出心裁,精心构制这则寓言,在于阐明他的“无待”的主张。庄子向往逍遥游,即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大千世界中,希望能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地生活。他认为逍遥游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无假于外物。倘要依赖任何外界条件,便要受到束缚,便不逍遥了。庄周亟须贷粟,鲋鱼急切求水,都是有赖于人,结果都受了愚弄,受了窝囊气,便是明证。但庄周既然“忿然作色”于监河侯,却为何又把窝囊气转嫁给鲋鱼辈呢?作者意在说明“外物不可必”,任何外界条件都靠不住,切不可强求。不论自觉不自觉,即使是同病者,也不会相怜,即使是同根者,也不会相助。在这一点上,故事中兼“乞贷者”与“监河侯”于一身的庄子是不惮于解剖自己的。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则在于揭露和讽刺。监河侯既为“侯”, 自有家财万贯,“邑金”无数,但借斗升之米可以活人一命而不肯为,其悭吝无情可知。他却偏要装成慷慨姿态,许诺“将贷子三百金”!悭吝与慷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监河侯想用慷慨大方的皮囊包裹住悭吝自私的内心,其伪善面目便更令人憎恶了。庄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对于剥削者的伪善嘴脸,看得较为分明,所以反戈一击,便能将其伪装揭露得异常彻底。庄周的本心是很真诚的, 自不同于监河侯。但他为涸辙之鲋设计的活命方案,却是颇不高明的。正如鲋鱼所说:“我失掉了水,没有安身的地方,我快要干死了。眼下,我只要得到一点儿水便可以活下去。先生却许诺这样的空话,还不如趁早到干鱼店里去找我呢!”斥责之情,力透纸背。俗话说:“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孔子也曾说过:“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君子只讲雪中送炭,不作锦上添花。这则寓言对于抛开实际,醉心作不合时宜的许诺的迂腐论者,在客观上也具有深刻的讽刺作用。
这则寓言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即庄子的自我标举。庄周是个傲骨嶙嶙的知识分子,因为不肯与反动统治阶级合作而堕入了困境, 以至不得不“贷粟”度日。然而借贷未成,反遭愚弄,他实在忍无可忍,“忿然作色”, 内心充满了愤世疾俗之情。但他宁可穷困得编织草鞋度日,纵然饿得面黄肌瘦,也不肯与反动统治者为伍。鲋鱼一段忿然言词,正是庄子假托鲋鱼之口出气,将为富不仁,却又假装慷慨的监河侯之徒骂个痛快淋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的特异处除了结构新颖、构思奇特之外,还有一个拟人化的手法,涸辙之鲋既有鱼的特点,亟待斗升之水方能活命; 又有人的特点,能说话,会思维,而且颇有个性。它自称“东海波臣”,以示见过风浪,见过世面,不是凡俗之辈。对于外界的愚弄,它“忿然作色”,敢怒敢言,恰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宁肯拼着一死,也要毫不留情地揭露假面具。这种描写,可说是物人统一,形神兼备。后世往往以“涸辙之鲋”比喻处境艰难,急待救援的人。作为比喻,虽然可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但就整则寓言而言,则是仅取其表而已。 比如庾信《拟咏怀》诗中的“涸辙常思水”之叹,就显然失去了“涸辙”原有的“忿然”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