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给与我们的宝贵经验来看，在某一经济领域恶化的风险会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其他领域引发连锁反应。事实上，风险管理人员及其他高管往往无法预测整个经济周期中常规事件所产生的消极或积极影响。这些事件的影响可能非常重大，常常会大大超出事件初期所体现出来的影响。
举个例子，乍看之下，远方的雷暴雨并不会引起什么异常情况。然而2000年，正是在这样一场雷暴雨中，雷击导致了新墨西哥一个微芯片厂发生火灾，并损坏了数百万将要供给许多手机厂商的手机芯片。其中一些厂商迅速转向美国或日本的其他供应商采购，而另一些厂商却无能为力，因而蒙受数亿美元的销售损失。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虽然很少有公司感受到非典型性肺炎 (SARS) 带来的威胁，但SARS 的综合效应却导致东亚国家2003年第二季度的 GDP 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此外，2009年初，境况不佳的北美汽车整车制造商遭遇信贷风险，致使汽车重要零件供应商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最终导致了一条欧洲公共交通系统的扩展进程的临时中断。
企业怎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诚然，并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可以预测风险是如何降临到企业或经济体的。但我们发现，通过系统地审视风险在包括竞争对手、供应商、分销渠道和客户在内的整个价值链中的传播方式，高管们便可以更为成功地预测风险的二级效应，并做好相应准备。 价值链上的风险
大多数企业都具有某种风险识别和等级划分流程，这些流程通常属于企业风险管理计划的一部分。虽然这些流程可能有所帮助，但经验表明，它们通常只检查企业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却往往忽略那些具有同等影响甚至更大影响的间接威胁。
比如，在2007至2008年，加元兑美元汇率上升了30%，试想一下，这对加拿大制造厂商产生的影响。这些企业当然了解汇率变动会对其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成本竞争力产生较大影响。但是，极少有企业考虑到了汇率变动对加拿大人购买行为的影响，毕竟有75%的加拿大人居住在与美国边境毗邻的100英里范围内。当他们开始在美国购买汽车、摩托车、雪地汽车等大额支出商品时，加拿大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们不得不降低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售价。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利润减少的综合效应所造成的损害，是这些制造商始料未及的。加拿大制订了对冲方案，旨在补偿其制造商因在美国丧失成本竞争力而造成的损失，但这最终未能使这些厂商在国内消费者驱动的价格挤压中幸免于难。
显然，企业不能仅局限于那些显而易见的短期风险，而必须高瞻远瞩，学会评估可能影响整个价值链稳定性的后期效应，包括与利益相关方的全部直接和间接商业关系。对直接威胁进行全面分析始终是必要的，但却永远是不够的（图表1）。
竞争对手
通常，需要重点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研究风险可能会使企业的成本定位相对于竞争对手或替代产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企业的货币风险、供应基地或成本结构不同于对手时，企业尤其容易受到这种风险叠加的影响。事实上，商业模式的所有差异都有可能对竞争风险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让企业仿效其竞争对手，而是要企业假设并思考当其策略异于其竞争对手时，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试想一下，燃油价格对冲对竞争激烈的航空业票价的影响。若开通某条航线的航空公司未进行对冲，那么，燃油价格的变化将迅速以直接（提高票价）或间接（收取燃油附加费）的方式影响到消费者。但若开通该航线的所有主要航空公司均实现完全对冲，将抵消燃油价格的变动，因此票价可能并不会发生变动。但若部分航空公司实施对冲，而其他航空公司不对冲，那么，当对冲者赚取可观利润时，燃油价格的上升将对非对冲者的利润或市场份额造成极大的冲击。
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增强或减弱产品或服务的吸引力，因此，企业常常必须扩大竞争分析的范围，将替代产品或服务涵盖在内。仍以航空公司为例，高燃油价格会间接地增强视频会议技术的吸引力，从而降低人们对商务旅行的需求。
供应链
与供应链相关的典型叠加效应包括零部件或原材料供给中断、供应商价格结构变化、物流成本的转移等。举例来说，当2008年油价升至每桶150美元时，许多离岸供应商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就大幅削弱。再以钢铁为例，由于从中国的进口对于美国国内的价格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当从中国启航的运输成本每吨增长100美元时，美国钢铁的价格上涨了20%。物流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一事实已众所周知，但购买大量钢铁的企业却很少考虑过供应链上存在的二级油价风险。风险分析过多地只关注直接威胁，在本例中，直接威胁即钢铁本身的价格，油价对企业而言，似乎并不重要，即使是价格波动很可能已成为其最大风险因素之一的企业也并未重视。
分销渠道
间接风险亦可能隐藏在分销渠道中：典型的叠加效应包括无法到达最终消费者、分销成本变化、甚至商业模式的完全重新制定，比如，随着宽带互联网的崛起，近年来在唱片业出现的那些商业模式。同样地，美国主要的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巨头电路城 (Circuit City) 在2008年的破产清算对该行业产生了叠加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电子产品制造商的6亿美元应收账款突然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同时，破产还对这些企业造成了重大的间接风险，具体表现为价格压力以及觅购便宜货的行为，因为清算人在圣诞采购季节的高峰期纷纷以廉价打折出售电路城的商品。
消费者的反应
由于消费者的反应可能千变万化并涉及众多因素，因此，常常产生最复杂的连锁效应。其中一个典型的叠加效应就是购买模式的转变，加拿大人在加元走强时到美国购物就是一例。另一个表现为需求水平的改变，比如，高燃油价格对汽车市场产生的影响：随着近几年汽油价格的上涨，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发生明显转向，从大型运动型车转向小型车，而混合动力车正迅速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同样，想想当前的经济衰退是怎样使众多产品的消费群缩小的：对于那些身负次级抵押贷款的消费者，由于可使用的信用额度降低，他们对耐用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时，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的消费者也一改往日的挥霍浪费习惯，因此，对某些奢侈品的需求也出现下跌。
风险叠加在评估某个重大风险对企业经济造成的影响方面特别有用。研究风险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传播方式，能够帮助管理层思考商业环境中某些因素变化时可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当然，这种思考并非要面面俱到毫无疏漏。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碳排放新法规可能对铝材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从矿石提取铝的电解过程会产生碳，因此，铝生产商将受到新法规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提供电解所需电力的供应商也会排放碳，它们为之服务的铝生产商还会因此间接地受到新法规的影响。计算碳排放量很简单，惩罚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则是根据不同的监管情景及对碳价格的基本假设通过推算来确定的。当然，这种惩罚成本将取决于生产工艺的碳效率及发电所需的燃料（例如，水电比煤电的碳效率更高）。
通常，大型工业企业认为，从财务方面看，他们正面临“碳短缺”——他们的利润随着碳价格上涨而缩水。这种现象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供应链，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现象，更为严格的碳排放法规将从许多方面改变这一现象。包括煅烧石油焦及苛性钠在内的主要原材料价格将随着物流成本的增加而上涨，从而导致地域溢价。例如，美国中西部市场溢价即反映了运送一吨铝材至需求远高于当地供应的区域所需的费用。行业内的所有竞争对手未必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由于美国中西部附近的冶炼厂能够取得较高溢价，因此，这些冶炼厂成为这一效应的受益者。部分供应商甚至可能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此外，在全球对碳进行严格限制的大环境下，铝材成为生产轻质节能汽车的首选材料。汽车制造业是铝材的最大终端市场之一，因此，碳排放法规会导致对铝材的需求大幅提高，进而实现可观的利润，同时为具有吸引力的新开发项目提供支持。很明显，碳价提高将提升铝材的价值定位，这对铝材行业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最后，碳排放法规不仅会影响特定的企业，同时亦会影响其竞争对手，改变企业的经济情况。对商品行业而言，边际生产商的现金成本仅为最低价。身处一个需为碳排放买单的大环境中，不同冶炼厂的成本结构取决于他们的碳密集度（比如，每生产一吨铝所排放的碳量）及当地相关的碳排放法规。我们可以通过图表来说明监管情景将如何影响铝价曲线（图表2）。在几乎所有的可能情境中，曲线呈陡峭化趋势，因此，铝材底价会上涨。对大多数工业企业、尤其是对以水电生产铝材的企业等碳效率非常高的企业而言，有望实现较大的利润扩张。
简单的风险分析显示出，我们的某个客户将面临碳短缺，因此，其利润会因新的碳排放法规而缩水。但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即从碳风险对行业价值链产生叠加效应的角度看，该公司事实上将拥有充足的碳资源：公司可凭借其较高的碳效率、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美国中西部）和铝材需求增加等，享受碳价上涨为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
未知风险和无法预测的风险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即使是最好的风险评估方法也无法发现所有的风险。即便如此，通过更深入地研究风险的可能释放方式，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行业竞争动态，帮助企业形成更完善的企业战略。洞悉这一切的具体方法，便是考虑企业可能遇到的风险叠加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