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下发“减轻教师负担提升教育品质”六大行动计划，包括精简会议、简化考核等举措，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教学、静心教书。有评论认为，教师的职业倦怠影响教育目的达成，建议“赋权”给教师。（12月4日光明日报）
职业倦怠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现代社会中早已不是陌生的名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但奇怪的是，媒体似乎偏爱渲染教师行业的职业倦怠，而大部分的教师在这样的语境预设中，争先恐后地表达造成倦怠的缘由，千方百计地宣泄不满的情绪，不知不觉间，集体撒娇的气氛在教育的舆论场一下子浓厚起来。
自不待言，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评价、家长对教师的要求、学校内部的压力、行政部门的各种考核检查评比等非教育直接因素的确会冲淡教师的教书育人这个核心职责的主题。其实每个行业都必然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公务员、记者、编辑、医生等等也概莫能外，但是很少见这些行业人士娇滴滴地说，我只想安安静静地从政、采访、审稿、从医……
究其原因，其他行业的职业权利是有着社会公认的群众基础的，公务员的行政权力、记者的采访权、编辑的审核权、医生救死扶伤的权利早已形成社会共识，除个别的极端事件，完全无须强调其法律保障，更何况这些行业还有民众羡慕的不言自明权力。而教师呢？教育行业本身不具备任何足以左右社会公民生活的权力，在现实中，批评教师就如同家长教育孩子一样绝对安全，因此，即使有法律的规定和法理的支撑，教师教书育人的职业权利也不得不一再在社会强化才能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正是在这种权利和义务极度不对等的语境下，教师自然就产生了职业倦怠的心理。
由此造成的教师职业倦怠，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外部“赋权”就可以有效疏解。一方面，教书育人是教师行业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不证自明的，只能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觉醒和争取，而不是乞求外部的同情和施舍；另一方面，教师教书育人的权利也是不可让渡的。特级教师于漪说过一句话，“教育没有选择性，每个学生都是礼物”。教师从事的是培养人的行业，面对的发展中的学生，绝不可能如同流水线上生产产品一样有着整齐划一的操作权限和规程。
应该承认，教师的职业倦怠是普遍存在的，但疏解还得先从教师自身出发。正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既然选择成为教师，必然就要有生活在社会拿着“显微镜”看待这个行业的勇气，甚至还要在一些杂音和阻力下，坚持教育行为服膺和忠诚于教书育人的职业常识。最重要的是，教师要保持一种平常心，别轻易屈服或献媚于来自外界的压力，别在同行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更别在一些预设的场景中一味痛斥教师已经面临了职业倦怠的耐受峰值，这些除了渲染教师作为弱势群体的悲苦情绪，对克服教师职业倦怠并无太多益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教师的职业倦怠已经非常严重，那么为什么只有零星几个没有任何负担的老师在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而没有出现教师的“辞职潮”?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报考教师职位的竞争仍然那么激烈？可见，教师行业还是有其独特的吸引力的，所谓的职业倦怠还是可以通过教师自我调适而逐步疏解的，它没那么强悍，更没多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