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大量学生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要求恢复农村教学点”，甘肃陇南乡村教育出现的这种“苦乐不均”，其实也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城市人口过密和乡村人口过疏问题日益突出。与之相对应，县镇、城市大班、大校与乡村小班、小校的两极化现象越发明显，农村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村小和教学点人数越来越少、乡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配置越来越难、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去乡村任教。
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学校到底应当怎么办？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在学界和政界，曾出现了诸如“消灭农村教育，让农村孩子全部进城，享受与城市儿童一样的高质量教育”之类的声音。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农村教育的战略价值，更不能以城镇化为幌子变相剥夺农村教育。那种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消灭农村、取消农村教育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
正因为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扩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落实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等等。
从表面上看，城镇化是解决城市问题，但实质上是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可分割。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至1.5亿劳动力。但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1.5亿人绝对不可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必须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化农民。
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做基础，没有农民的职业化，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高质量的农村教育作保障，即使有职业化农民，也会因子女教育问题而迫使他们离开农村。发展好现代的农村基础教育，不仅有助于留住一批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助于加强新农村建设，让农民在农村就地过上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更有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至7％的农民迁出农业，按照净效应，它将把农业工资提高5％。农村教育是农民、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农村，无论在基础设施条件还是公共服务水平方面，与城市相比都是全面落后的，不具有现代的宜居特点。如果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不发生改变，就会继续引发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聚集，从而导致交通拥堵、贫穷集聚、环境破坏、社会失序等“城市病”。
就教育而言，大量学龄人口向城市涌入，也会对城市提出征土地、建学校、雇教师、投资金等一系列刚性需求。建设好农村学校、发展好农村教育，有助于引导农村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这既可以缓解大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还可以减少城镇的资源闲置浪费，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城乡差别对待的二元化思想是一种“重城轻乡”的城市中心主义教育发展观和价值观。这种观念亟待纠偏，因为这违背了伦理上和法律上的正当性，违反了公民平等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背离了公正、和谐的现代教育价值理念。
值得指出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发展，不是让城乡一样发展，而是要扎根于农村本土、着眼于城镇化发展实际，凸显农村教育的本土特色，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实现农村教育的本土化发展。
总之，发展农村教育，全面提升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不仅对农村社会发展有利，而且对城市社会发展同样有利，这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需要。在人口可以跨城乡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发展农村教育与发展城市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