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位历史研究者的充满现代调侃意味的王莽改制内容，虽然有点熟悉也有点陌生，甚至可能还有点偏颇，比如“废除奴婢制度”，似乎也不尽然，按照史书正经八百的说法，应该是改奴婢为“私属”，且不得买卖。
不过，按照相当同情并声援王莽的胡适博士的说法，说“废奴”也是讲得通，毕竟是禁止买卖，和废了也差不多。他甚至还认同王莽的“土地国有、均产”等政策，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有的史学家还认为王莽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所限，最终轰轰烈烈地失败了，他也逃脱不了“成王败寇”的历史铁律的惩罚。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就是上文提过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等几项，其后又改币制、官制和地名，甚至于把属国族名和首领名号乱改，把盐、铁、酒、铸钱和山林泽地收归国有，最大的特点就是“托古改制”，比如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复古周礼，依照周制推行新政，以遏制西汉末年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心不古的严重社会危机，实行德政、仁政，这种缘木求鱼、脱离实际、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改制遭到激烈反对之后，又通过严刑 峻法进行强力压制，致使反抗愈烈，社会动荡加剧，很多政策被迫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如地名多次改动，连送公文送信都搞混了，土地和奴婢买卖禁令后来因实行不了只得废除)，看似对各方都有利的改制，却把王莽逼上了绝路。
为什么王莽充满理想色彩的改制，最后却让他走上政治不归路了呢?这就得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讲起。
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很多农民失去土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流民增多，人心浮动，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在这种“信任危机”的干柴烈火式的革命前夜，为了缓和矛盾，挽回威信，才头脑发热、一厢情愿地“病急乱投医”，自上而下脱离实际进行改制，且推行手法过于食古不化、简单粗暴，在各方利益都受损害的情况下，当然遭到激烈反抗，最终不能让新朝股市止跌回升，甚至还跌到谷底，同时迅速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刘秀等南阳豪族趁机起兵反莽，新朝遂告灭亡。他的失败，完全是违背客观规律使然(如土地 改革、币制改革)，是开历史倒车的“逆天”改制，下场凄惨可以预见。
按照史学家葛剑雄的观点：“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虽然是一个出发点很好的改制，因为操作过急，没有必要的铺垫，且执行不顺时又采取了一些人所不齿的过头强制措施，逐渐失去群众基础，最终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以前拼命聚集笼络的政治粉丝掉了一地，民意基础也开展松动。
利益果然是人们万试万灵的行动准绳。
事实上，王莽当时不可能满足各方利益。让贫民百姓无偿获得土地，就必须触动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增加官员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就必须加重赋税，眇此消彼长，二者不可兼得，除非采取“驼鸟政策”，装聋作哑。
比如恢复井田制，“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这等同于在田地多多的地主豪强身上虎口夺食，最后没有有效强制措施，遭到激烈抵抗后只好作罢;又比如禁止奴婢买卖，也是遭遇了同样情况，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却让失地农民少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贫富两方都全得罪了，禁奴也步土地新政被废止，白忙一场，不如不改。其他如币制仿古、地名人名乱改，还涉及到边疆政策，更是穷折腾的样板，本来就是笑话一场。
最要命的是，王莽改制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三天两头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黄河决口，灾民众多，且国库空虚，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王莽那一边。这逆天的改制，除了加速社会革命的到来，王莽不可能捞到任何政治资本，也不知他那时是怎样想的，等待他的也只是一场要革他新朝之命的剧烈变革时代，不久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反莽浪潮席卷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