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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房山下“十字寺” 

一 思文探寻记录下的历史足迹

自古以来,凡是叫“寺”的地方都是出家人修行的圣地,几年前我与帝王带朋友去房山金皇陵参观,帝王说不远处就是十字寺了,我说,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呗,顺便我也上一炷香。帝王说:你要上香可找错地方了,一会儿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说说“帝王”这个称呼,也就是绰号。

帝王,就是王德恒,我男人。他从《北京的皇陵与王坟》(1990年)开始,先后写了《明清帝王与皇陵文化》、《大唐帝王与皇陵文化》、《解读中国皇陵密码》,平日里更愿意谈论帝王轶事,虽岁夜半而全然不倦,还想组建个“中国帝王文化研究会”,所以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就是“帝王”了。以后他说让我要去掉。

想象中的十字寺红墙绿瓦,晨钟暮鼓,香烟缭绕,禅律颂经之声回荡在寺院周围,大殿上跪拜着修炼的和尚……

走啊!想啥呢。前面就是了。

帝王把我从沉思中拽回到现实,于是,我们几人一行跟着帝王从金皇陵向十字寺走去,没走多一会儿,便有一铁索吊桥,桥下并没有水,我恐高,走在荡悠悠的吊桥上直发晕。

过了吊桥,便是十字寺遗址。

这就是十字寺遗址?

我愣住了,真是毁三观啊!连寺院的影子都没了,这也真没有上香的地方啊。

遗址已经荒颓的不成样子,萧瑟中透视着古朴与深远的味道。不远处的残垣断壁,土坯与石头垒砌的围墙,空气中,都弥散着沧桑的气味,这就是我要见的十字寺遗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的三盆山缓坡一块平地上。

帝王说:十字寺遗址是景教遗址,在中国,既有建筑遗址又有碑刻的景教遗址仅此一处。也是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说,停!你说这是一处景教遗址?

帝王说道:没错。佛教在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在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佛教寺院建的比较多,就连现在北京地区潭柘寺、红螺寺、资福寺、及崇圣院都是那个时期所建。

于是,我有想起了“鸟”,遇见有关文物考古的事,我总要提起“鸟”。我说的鸟,就是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几乎一生都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

以下是帝王(我家王德恒)的回答:

原来鸟居龙藏真的在考古中对辽金景教有所发现。而且徐平芳等人认为,关于辽代景教的流传,仍有其它一些石刻资料可以作为鸟居龙藏发现的佐证。徐先生就认为北京房山十字寺旧址内发现的一块辽应历十年(960)的碑,碑额题为《三盆 山崇圣院碑记》,就能寻到景教的踪迹。

辽史大家陈述指出,“唐长安大秦寺原名崇圣寺,此以崇圣名寺,又镌"十"字于碑额,可供探考线索”。

陈述所说的对景教的“探考线索",应该是指探考景教在辽代或辽以前流传的线索。实际考察中,金代景教也显出了诸多面貌。

而另一辽史大家陈垣,根据房山十字寺内的石刻十字架以及其上的叙利亚文字(意为“仰望此,依靠在此”),认为该寺“当时亦一景教的礼拜堂也”。

“仰望他,寄希望与他。”

王德恒认为译为更准确。此句叙利亚文铭文,就是景教教会公式用语的句子。

这座十字寺,至元代重修,并且顺帝赐寺名为“十字寺”,另立《敕赐十字寺 碑记》,显然该寺与景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徐苹芳认为这是“两块也里可温十字架石 刻”。

也里可温是元代对景教的称呼。

而在十字寺石刻横额“玉皇宝诰”下,又有这样一则题记: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口口。正统三年四月廿九日游 到口口口口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徐苹芳、王媛媛都提到这则题记。王媛媛认为题记落款的时间比景教碑发现的时间要早,所以“大明国景教”不可能是受景教碑启发而来的新兴教派,而正统年间西方耶稣会士还没到中国,该“大明国景教”也不可能与之有涉。这样足证,至明朝仍有“景教”寺僧人 前往房山“瞻礼”,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房山十字寺曾是景教堂,后来伴随景教的佛化 (依附于佛教),尽管景教堂已转为佛寺,但景教的流传在该地区仍然不绝如缕,经辽入元 明,一直艰难地维持下来。这种情况,和江上波夫所言内蒙鄂伦苏木(即达尔罕茂明)安联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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