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都出身于富裕家庭。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家产丰厚。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也是有钱人家。
其次，都曾是我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多次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是在建党十年后突然跃起，1931年召开的我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选入了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
再次，都拥有骄人的学历。张国焘毕业于北京大学，王明曾就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再者，都叛党了，晚年都在国外度过。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后定居加拿大，82岁时冻死于养老院。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王明疾病缠身，长期卧床不起，70岁时病死于莫斯科。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2年多之久。其时，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互相挤兑。
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远深于王明，根本不把王明放在眼里。谁知，比张国焘小7岁的王明，在斗争中把张国焘收拾得很惨。据与王明同一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当时与王明较量时，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盛忠亮其人。他比王明小3岁，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中央局书记，后叛变转投了国民党，晚年定居美国，经商赚了不少钱，资助了家乡湖南常德石门县的数十名贫困女生完成了中学或大学学业，活了整整100岁。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其时，党的实际领导人，正是王明。
没出息的张国焘，为了借助王明获取权力，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拼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于1931年2月7日和3月5日，连续在《实话》刊物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两篇文章，，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
张国焘投之以木桃，王明自然是眉开眼笑，就报之以琼瑶——毕竟张国焘是党的资深领导人，投奔自己，可提升自己的实力。
于是，王明把持的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积极地推行王明路线的各种过左政策，以罪恶的“肃反”乱杀革命同志……结果，丧失了党和人民英勇斗争所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张国焘是个很坏的人。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过，可耻地出卖了党组织。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档案〔1001〕3499，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北京政变后，党乘机救出了京津等地狱中的工会领导人。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后，一直对党隐瞒其叛徒面目和可耻的叛徒罪行。
在鄂豫皖根据地、川北根据地时，张国焘迈上了其人生的巅峰。最多时，他麾下的红4方面军达8万人!然而，与中央红军会师后，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我行我素，还另立了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后来的开国中将钱钧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
钱钧是红4方面军的，张国焘无话可说。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当时，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1943年，他仍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当时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主席、任弼时、张国焘
对于王明从莫斯科归来，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张国焘很怕王明，故意躲着。谁知王明主动找上门来，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作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
不用说，张国焘吓坏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
托派特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要掉脑袋，他深知王明啥事也能干的出来。
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历史，在这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