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更聚焦于个人，或试图通过个人视点来观察历史，被归类于“讲故事”的传统史学，和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寻求的东西并不是很契合。
2021年12月26日，我们夫妇俩正准备和次日要离家的女儿一起吃晚餐，突然收到友人通过微信送来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去世》。当妻子庄玮读出这段新闻后，我本能地嘀咕一句：什么?接着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这几天难以集中精力做事。在脑海的空白状态中，与恩师相处的岁月，如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地跳出……
我开始上史景迁的课，是1995年在耶鲁读硕士的第一年。1997年成为他的博士生，一直到2004年拿到教职、2006年拿到博士学位。两年后，他就荣休。应该说，我大致属于他最后一批弟子了。
我入门时，中国早已经历了“海外汉学热“。很多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热销，唯独不见史景迁的书。但是，他在英文世界的声望早已如日中天。当时西方的中国史或中国研究，还相对冷僻，他知名度则远远超出自己领域，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一般美国读者如果对中国有什么兴趣的话，能说出的第一个作者大概就是史景迁了(再老一代的则是费正清)。所以，中文世界对他的冷落有些令人不解。但是，进入本世纪后，他的著作就如井喷一般被翻译成中文，影响巨大。看他去世的中文报道下面的留言，有些读者称自己是读他的书长大的……
中国读者何以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无视后，在本世纪突然发现了史景迁?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个人观察，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心的是所谓“大问题”，比如“中国为什么长期贫穷落后”?中国人看自己的历史，是否有盲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问题意识，怎么运用于中国史的研究?所以，那些追踪宏观问题并运用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著作，就特别引人注目。相比之下，史景迁更聚焦于个人，或试图通过个人视点来观察历史，被归类于“讲故事”的传统史学，和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寻求的东西并不是很契合。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因为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发言权。这里不妨隔靴搔痒地提出一个假设，就教于国内的读者们。
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问题意识“聚焦于国家、民族和文化命运：要找出路、求答案。本世纪的文化公众，则远远超出侠义的思想文化圈。他们并不是那种等着“被告知”的群体，更珍视个人层面的聆听。国内有些评论归纳得相当精到：史景迁著作的一大好处，就是把个体的命运放在优先的地位，然后才是社会。这是否更符合新一代读者的精神面向?
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对史景迁学术成就的估价，更关乎中国最近四十年的文化流变。我脱离了严格意义的学术圈已经有大约十五年，对这两方面都缺乏说话的资格。所幸的是，中国读书界对史景迁的学术已经相当熟悉。这几天看了不少中文的相关评论和报道，学到很多东西。这里，也许是为了纾解失去恩师的悲哀，仅从个人的角度，把浮现在脑海中的一点一滴记述下来，试图勾画史景迁的一个侧影。
我第一次见到史景迁，正处在留美头两年的挣扎中。
我1994年到了纽黑文，并非去耶鲁读书，而是探亲。当时庄玮刚刚进入耶鲁日本文学的博士课程，我半年后和她团聚。那个年月留学，多半是身无分文，就如我最近在北大同学群里回顾的：“刚来美国时，我的美国梦，就是贫困线上的生活。当时耶鲁奖学金中的生活费，比当地贫困线的生活费低一点点，9600美元，贫困线好像过万了。我探亲，就靠配偶的这点生活费，两个人分一个人贫困线以下的生活费，过得也不错。当时总想，要是到了贫困线，那将是多么丰衣足食呀。真希望在贫困线上读一辈子书，做一辈子学问。”
幸运的是，我作为学生家属，可以在任课教授的准许下旁听。我就借此先旁听了人类学系萧凤霞教授的讨论班，并在她的支持下，1995年进入东亚研究的硕士课程。硕士课程只有两年，我一年之内就必须想好下一步申请什么博士课程，因为申请本身的周期就半年左右，在硕士第一年后就要马上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