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
茶马古道作为一条连通了内地与西藏的纽带，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沟通，使得藏汉两族人民形成了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上则促进了沿途商业的发展，兴起了很多商业城镇，并以茶马互市的形式让双方各取所需。所以说，茶马古道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对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茶马古道的开通，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茶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盐、布匹等商品，弥补了藏区物资的不足，满足了藏区人民的需求，还打开了藏区长期封闭的大门，将藏区的各种特产和宗教文化传输给了内地。双方由此形成了一种持续而长久的互利互补的经济关系。这种互利互补的关系使藏汉两族首先在经济上形成了相互依靠的格局。而这种经济上的合作也进一步推动了藏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让藏、汉两族走向团结，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历史上，尽管宋王朝、明王朝都没有在藏区驻扎军队，但是凭借着茶马古道，内地始终与藏区保持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藏区各部也归服于其时的内地王朝，心向统一。茶马古道让藏区与内地成为了一片大地，茶马古道也让藏区人民与内地人民成为了一家人。
茶马古道在带动藏区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让藏区人民的社会生活走向了多元化。伴随着茶马贸易的逐步繁荣，不但有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流入藏区，使藏区的物质生活得以丰富，而且内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能工巧匠也从这条道路走进了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内地的制革技术被传入藏区，藏区由此有了皮革加工工业。还有就是在商品贸易的推动之下，内地的淘金、农耕、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相关人员从茶马古道涌入藏区，使得藏区的农耕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等得以发展和增强。与此同时，茶马互市中也引进了藏区的特色产品，如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艽等药材出现在了茶马贸易当中，而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也因市场需求而被带动了起来，进而走向完善。
据统计，宋代时期四川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斤茶叶，其中茶叶的一半都经过茶马古道送到了藏区。到了明代，茶马贸易进一步扩大，经由黎雅、碉门这两个口岸交易的川茶多达3万引，数量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而清代仅是从打箭炉出关走上茶马古道的川茶每年就有1400万斤以上。大批的川茶送往藏区的同时，藏区大量的土特产也行走在送往内地的茶马古道上。据1934年的数据统计，从康定送往内地的商品有4000斤麝香、30000斤虫草、5500000斤羊毛、60000多根毪子等，共价值白银400余万两。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汉藏两族的“茶马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些规模巨大的贸易的推动之下，藏区的商业活动迅速发展了起来，也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当时有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并根据实际需要产生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于一体的特殊经济组织――锅庄。康巴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中心城市，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最早转变了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形成了经商的理念。伴随着观念的改变，茶马古道上也就出现了因精明能干远近闻名的康巴商人。
既然人会在茶马古道的影响下改变，那么由人聚集而成的城镇自然也会受到茶马古道的影响。事实上，茶马古道对于沿途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茶马古道上的贸易市场和马帮、商旅的聚集地、落脚点，在长期的市场需求下，逐渐形成了人口聚集的城镇，这也让藏区的部分地区走向了城镇化。打箭炉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在元代时，打箭炉还只是一个荒凉僻远的山沟。等到明代开通了碉门、岩州茶马道后，打箭炉就逐渐成为大渡河以西各马帮的集散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并在打箭炉设置茶关后，大大方便了这里的交通和贸易，使其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汉番辐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内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在此来来往往，全国各地的商人也云集与此。这种局面也促使这里产生了专门经营茶叶的茶叶帮，专门经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门经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门经营药材的山药帮，专门经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门经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门经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这些帮在茶马古道上的奔波忙碌，让打箭炉办起了四十八家锅庄、三十二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同时在这些商号的推动下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宅、官署、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的纷纷建立，证明一座闻名中外、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已经在这茶马古道上完全建成了。作为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的昌都，也随着茶马古道的开拓和茶马贸易的繁荣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个中心。
在政治交流畅通，贸易往来繁荣之时，茶马古道也成为藏族人民与藏、汉族及其他族人民文化交流的通道。茶马贸易的开拓使许多藏区的商旅和贡使有机会走进祖国内地，了解内地的文化与风俗；同时，也使大批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的精明商人、能工巧匠和卫戍军队进入了藏区。在长期的交流与沟通当中，各个民族之间都增加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并有了相应的理解，形成了兼容并存、相互融合的和谐的文化格局。
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人民与汉、回等外来民族的人民和睦相处，关系紧密。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互不冲突，并且能够在某些方面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理解。
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沿途城镇，就既有金碧辉煌代表着藏传佛教的喇嘛寺，也有体现着汉文化的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建筑，甚至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代表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寺和代表道教思想的道观。全国各地赶来这些地方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了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把川剧、秦腔、京剧等戏曲文艺带到了藏区。茶马古道上，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庆祝；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收；不同的民族风俗被相互尊重。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就使不同民族之间有了通婚的可能，汉藏联姻的家庭大量出现。民族团结之花也由此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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