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礼俗的分布
清代与自秦汉以来的几个大的朝代一样，也是一个封建集权的统一的国家。由于集权和统一，那么中央的政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贯彻执行。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迎春礼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清代成书的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著述中，有着大量的关于立春和迎春活动的记述，但是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志书中不见记载。迎春礼仪的分布区域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1.迎春礼是一个全国性的礼仪，主要在农业经济地区举行，也就是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举行。
2.迎春礼仪一般在汉族居住区或者在汉族和其他民族混居的地区举行，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例如西藏、内蒙古、新疆以及云南的边远地区不见记载。
3.迎春礼仪举行的地点一般是在州、府和县治的所在地，是一种官方礼俗，乡村的民间迎春活动极为罕见。
清代举行迎春礼仪的地区十分辽阔，纵横几千里，但是其基本结构和基本意义是一致的。在迎春礼仪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意义上，并不存在由于地区和气候的原因所造成的差别。他们的差别只是体现在表现形式上。这个特点在迎春礼仪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都可以得到体现。
清代的迎春活动由两个部分组成，即迎春和鞭春。尽管它们在地方志中常常统一出现在“迎春SL"-"或者“鞭春礼”的标题之下，但是严格来讲，二者还是两个礼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举行的，而游行活动是连接两个礼仪的中间环节。因此可以说，立春的官方礼俗由迎春、鞭春和游行活动三个部分组成。由于迎春礼和鞭春礼分别在东郊和官署举行，迎春的游行队列往复于两个地点之间，那么，迎春队列的游行活动也又分为“去迎”和“迎回”两个部分。
迎春和鞭春
去迎
迎春队伍的出发点是官署。如福建<平和县志>所载，民间参加迎春的行会及娱乐团体要“先诣县庭，谓之呈春”，然后，“继出东郊迎土牛。”在甘肃灵台，参加迎春的“各里各甲杂业人等，名为七十二行，各按职业分穿朱衣玄裳，妆成故事，会聚县署大堂点验，称日‘社火过堂’。”在四川也是“先期入署听点，日点春”
迎春的队列自官署出发，前面是乐队，乐队之后，是彩架，然后是知县的轿子。参加迎春的公职人员既有文官，又有武官，有各种行业的行会和演员，在有书院的地方，还有书院的师生参加。山东招远迎春队伍的顺序是：“旗帜鼓吹前导，次农人，牵耕牛，荷田家器；各行结彩楼，楼额以牌，日某行；市井小儿衣女子衣，人执悬彩小布伞，谓之毛女；次乐人，女伎；次耆老，又次执事人役。骑者赞礼、正次贡左贰学师。肩舆者县令也。”①1991年，四川省绵竹县发现了一份“迎春图”年画手稿，描绘了清代光绪年问当地的迎春活动。第一幅描述的是前去迎春队伍行进时的场面。最前边是两个衙役鸣锣开道，肩抗“肃静”和“回避”的红牌，随后举“署调绵竹县正堂”的牌子。然后是两名骑牛的春官。手中拿着“春”的剪字，字上顶着小旗。他们身后有人高举着一面彩幛，上有“喜报阳春”四个大字。彩幛之后有两个骑马的衙役，一个背着发布命令的令签筒，一个背着官印。再后面是边走边演奏的乐队和扮作的魁星老人。魁星一手拿着一支笔，高举过头顶，一手抱着大斗。根据古老的神话传说，北斗星以魁为首杓为末，形状像一只大斗。笔点斗中，预兆当年五谷丰登，斗满粮足。魁星两边，有四人扮作渔民、樵夫、农人和书生。再后面的县官坐在没有顶棚的大轿上，身后是万民伞和一个巨大的“春”字牌。其后是两面春幡引导两个骑马的官员，他们手里拿着纸扎的风车和小旗。这是队伍的殿后。此外还有两人挑着祭祀用品。
迎春的队伍一般经东门出城，前往位于东郊的春场。有的地方是出北门，如四川合川，“沿街行，直出北门司空堤上小住。”在“迎春图”年画上也可看出，在去迎春的路上，围观者并不多，因为这时土牛和芒神还没有出现。
东郊迎春
清代的迎春地点犹如在汉代一样，仍在东郊举行，但是举行的时间却有所不同。汉代是在立春，而清代在立春的前一天。
这在清代礼制的规定中和实际的实施中是一致的。例如《大清通礼》规定：“先立春日，各府州县于东郊造芒神、土牛。”《礼部则例>载：“立春前一日迎春。”《洛阳县志：》载：“立春前一日各官吉服迎于东郊。”<镇番县志>载：“立春前一日，邑宰率属迎春于东郊。这在所有地方志关于迎春的记载中没有什么不同。
在东郊的迎春地点，或者借用现成的建筑设施，或者临时搭建席棚。例如山东招远借用东郊的演武亭，而吉林辑安则在东郊打搭席棚。地方政府每年要提前责令塑造芒神和土牛，并在迎春之前事先置于春亭或者春棚之内。“土牛南向，勾芒神西向，具香案酒果，祭勾芒神。”在福建永福，诸官员先入座，“春官报春至，各官簪花，道纪阴阳先生二员行酒三献毕，饮春酒，同出，拜芒神，礼生赞，二拜，三现爵，读祝文；又二拜毕，芒神春牛先行，次阴阳道纪，次典史，次训导教谕，后县官。鼓吹前导，由西门旋至县。”但是在许多地区，迎春的仪式十分热烈，要表演杂艺或者戏剧片断，例如在河南扶沟，要“演戏三剧”，广东东安“坊厢装演杂剧，以壮春色”，在山西翼城，“至期先一日，令拘集里甲社稚，并优人小妓，谓之毛女，演之署中。明发，率僚属，盛冠带，侈仪从，迓之东郊，谓之迎春”。在湖北房县，“文昌阁后设彩棚，各官祭芒神，就席饮春酒，农夫击社鼓，鸣大锣，唱秧歌数阕”。这些杂剧的演出称为“演春”或者“闹春”。而在山东招远，还有更为壮观的“检阅”，举行行会的检阅仪式。《招远县志>载：“以迎春于东郊亭，设楹樽，官生侍尹坐，各行次第，唱名过亭下，杂以鸣金伐鼓，声填填然。”
四川省绵竹县的“迎春图”年画上更形象地展现了东郊迎春的情形。在春场搭起的彩棚下面，纸扎的春牛和芒神已经安置在抬案之上。抬案后面布置的是公堂摆设，抬案旁边站立着两名春官。几名衙役站在棚外，一旁的乐队一直在吹吹打打。县官下了大轿，在官员和乡绅的陪同下向祭坛走去。一个肩插春旗的衙役半跪着用两手展开“喜报阳春”的红帖，示意迎春典礼开始。
迎春礼仪的参加者是主导迎春的政府官员，参加游行活动的有乐队和行会成员等，观看迎春的是来自方圆几十里城乡的民众。如果我们把礼仪过程看作戏剧演出的话，那么在这里，政府官员就是这场“戏剧”的“演员”，而民众则是他们的观众，二者构成了戏剧中的主体和客体。但是在迎春礼仪的核心部分，即迎春祭祀时，政府官员和土牛芒神又构成了主体和客体。这一对主体和客体位于整个“戏剧”的中心。这是迎春礼仪的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在各地的迎春礼仪中都是一致的。一般来说，演员和观众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二者是处于同一等级上的两个方面，但是迎春礼仪这场“戏剧”中的“演员”和“观众”两方却不是对等的，而是差等的。“演员”的地位和在表演中的姿态明显地高于“观众”之上。迎春祭祀在一个高台上或者在席棚里举行，政府官员在那里饮酒，然后祭祀芒神。他们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一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显示。
而当戏剧演出时，官员和民众都是作为“演春”的观众而出现的，他们处于一个同等的角色位置，理应处于一个同等的等级之上，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官员在彩棚里饮酒观赏，而民众只能是站立围观。所以在结构示意图上，他们不是同等，而是差等：官员〉演出〉民众。
从整体上讲，迎春活动的参加者构成了一个等级制结构：在整个的迎春礼仪中，芒神和土牛处于核心位置，然后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有资格对芒神土牛进行祭祀；再外围是儒学先生，他们可以陪着官员在高台上人座和饮酒观赏；再外围是行会成员和杂剧演员，他们在高台前进行表演，这对于迎春仪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最外围是民众，他们不是组织而来，而是自愿前来，他们的角色只是观看，没有参与。如果用图来表示，那么：芒神和土牛〉官员〉儒学师生〉行会和演员〉围观的民众。
迎春礼仪的结构是一个等级制的结构。在具有“检阅”活动的迎春礼仪中，这种等级结构更为突出。检阅时政府官员坐在高台上，而各个行会在台下列队而过。这里行会扮演了“演员”的角色，而官员和民众作为“观众”。官员坐于高台之上，民众站立围观，而接受检阅的行会队列主要是“表演”给官员看，官员的优越地位更为突出。
清代迎春的主要目的不是迎时气，而是劝农，人们一般也认为迎春的功能是劝农。但是劝农只是迎春的表层功能，而深层的功能则是展示政治等级制，通过共同的“表演”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角色，并借此机会进行一定的沟通，以期达到不同角色的社会整合。同时，迎春活动为官吏和民众都提供了一个娱乐机会。
政治等级的演示和社会整合的深层功能是在“官民同乐”之中实现的。
迎回
迎春的回程是迎春游行的高潮。县城或州城的主要街道由沿街的商店用彩绸或者彩纸布置一新。迎春归来的队伍热烈喧闹，但是秩序十分分明。一般“鼓吹导前，土牛、勾芒居后”，或者“前陈优伶戏剧以导芒神”，也就是“前列戏队，殿以春牛”，湖州是“各官轿前分列故事优戏，殿以春牛”。在河南扶沟“幡乐、彩亭前导，次田家乐，次句芒神，次春牛，次各官皆舆，耆老、胥吏皆骑”，在四川广安队列中“以五彩缠亭，实土物，日五谷仓。”在福建“以官卑者前导”。据福建《永福县志>载：“芒神、春牛先行，次阴阳道纪，次典史，次训导教谕，后县官。鼓吹前导。”一般来说，与会队列的顺序是：乐队前导，然后是芒神、土牛，然后是乘坐轿子或者车子的知县，骑马的其他文武官员，然后是书院的师生，各行业的行会和农民。这里展示的也是一种政治等级制结构。
游行队伍的具体成分各地有所不同。有的是真正的各行各业，如河北延庆“农家带笠衣蓑，执农器，牵牛，及各色行户俱结彩楼，扮演故事。”也有的是扮演的各种职业，如甘肃灵台“立春先一日，官令招集各里各甲杂业人等，名为七十二行，各按职业分穿朱衣玄裳，妆成故事，会聚县署大堂点验，称日‘社火过堂”’。在河南新蔡“其市井之民妆扮士农工商，随官师士大夫出东郊迎春。”山西汾阳“里人行户装渔樵耕读，伶人为抵角诸戏剧，充十二行，各执事前导，结彩为楼……”这里或汇集或扮演各行各业，其象征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代表所有的职业和所有的社会阶层，在这场“演示”活动中各就其位，各尽其责。
迎春队伍的目的地是官署，但是游行队伍并不是从东郊直奔官署，而是要穿街过巷，周游全城。在海南岛的临高，游行的队伍“自东门进，至西门，环城而转至北门下城人。”在广东怀集，迎春队伍“从东门来，道经西门，转由南门至县。”
游行队伍在城内的行进掀起官民同庆的高潮。在湖北房县，当土牛、芒神入城时，“犁耙叉帚前后拥导，十二亭故事鼓乐随之。”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民众，当所抬的土牛经过时，妇女和儿童们争相往土牛身上撒杂粮。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消除痘疹。在北方大豆产地是撒豆，在南方稻米产地则撒稻米。在湖北房县，不仅“市人争以米麦谷豆向土牛抛洒”，而且“小儿纷纷穿土牛腹下，以为出痘稀，且弭疾也”。而在达到县门之前，“前列花胜数竿，市人争相攀摘，日抢春。”然后“出东景春门，文昌阁后设彩棚，各官祭芒神，就席饮春酒；农夫击社鼓，鸣大锣，唱秧歌数阕。”在尽兴欢庆之后才“舁芒神、土牛入县署前。”但是，游行就此还没有止息，而是“十二亭故事穿街绕巷，日迎春。”在福建平和，游行队伍“周行街市，邑令及住贰学博俱导从行游，以官卑者前导，自辰（七时至九时）至酉（十七时至十九时）乃止。
观者蜂拥，男女填塞街巷，有不远数十里而至者。”在一些地区，游行队伍还向观众撤纸花，河南<辰溪县志>载：“县令率僚属迎春东郊，祀句芒，出土牛，散春花春枝，结彩亭，扮故事，鼓吹喧阗。”安徽《太平府志》载：“立春，先日为迎春，妆戏剧，征女伎为阳春脚抬之行，鼓吹迎土牛于东郊……芒神经门过则焚楮设祭，宅通衢者下簿门肆迎所亲以观。虽严寒，年少者必春衣把扇，折梅花插帽为笑乐。”河北<磁州志>载：“印官率僚属，具威仪，鼓乐迎土牛于东郊，散春花，撒春豆。”撒春豆又称“撒痘”，把官方礼仪和民间信仰，把官和民，尤其是把礼仪和妇女儿童连接了起来。
芒神和土牛迎进县衙之后，一般来说，芒神立于仪门以东，土牛立于仪门以西。例如在山西榆社，芒神、土牛迎至公署之后，“奉芒神于仪门东，土牛在西。”然后“众官诣芒神前揖，安神。”在四川马边“仪门外棚厂内西安设，芒神西向，土牛南向。”
在此之后，一般要举办春宴，四川<马边厅志略>载：“各官宴罢退。”有的地方还要演戏。河南《扶沟县志>载，芒神“供仪门外棚内，西向，各官至，揖旬芒神毕，列坐大堂。胥役扮农夫，皆荷锄锸，又扮妇女饷馐状，绕堂三匝，复演三二剧乃罢。”有的地方还要赏赐众人，例如福建永福县，“由西门旋至县，各官诣芒神前一揖而退，发赏春官春吏、农夫农妇、鼓吹人等。”
这里的“演员”是游行行列中的所有的参加者，而“观众”是所有的围观的民众。这里的观众并不限于男人，而是还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在游行的行列中，展示的依然是官尊民卑的等级制，在有的地区，当知县的轿子到来时，店主们还要上前献酒，例如在山西临潼“街民捧盒酒献官长”。这些记载表明，游行队伍不仅是连接迎春和鞭春两个礼仪的中间环节，而且与这两个礼仪一样具有象征和政治功能。
鞭春
在清代的许多方志中，所有的迎春活动和礼仪都在鞭春的题目之下，尽管鞭春是在另外的时问和另外的地点举行。鞭春于立春日举行，所有的官员要身着朝服，由知县或者知府带领，祭拜芒神、土牛，然后绕土牛三遭，以彩杖鞭打土牛。
鞭春的时刻是在立春时刻或者清晨。鞭春的基本程式是：
祭祀芒神，拜土牛，鞭土牛。河北饶阳“立春前一日各官常服舆迎至县仪门外，土牛南向，芒神在东，西向。至日清晨，设香烛酒果，各官具朝服四拜，班首官奠酒三，复位，又四拜，各官执彩杖排立两旁，长官三击鼓毕，偕各官环击土牛三匝而退。”在山西榆社，“知县具朝服，率僚属诣芒神前，行二跪六叩首礼，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叩首，兴，复位。又行二跪六叩首礼毕，至牛前揖，各执彩鞭击土牛三匝。礼毕回署。”在四川路边，不仅有祝辞，而且鞭春时撒豆，“清晨，设酒果祭芒神，礼行三献，祝日：维神职司春令，德应苍龙，生意覃敷，品汇萌达。某等忝牧兹土，具礼迎新，戴仰神功，育我黎庶。尚飨。祝讫，复行（三跪九叩）礼。各官执彩鞭立土牛旁，长官击鼓三，率各官环击土牛三匝，以豆撒牛。人争拾豆，婴儿食之，豆（痘）疹稀少。”在一些地区有乐队，如在福建的永福，“鞭春用鼓吹”。鞭春当然也有许多观众，“四乡民咸来观。”官员们在知县的带领下，绕土牛三周，只是象征性的鞭打三下，然后由衙役把土牛打碎，民众争抢碎土，或者牛纸，认为土块或者牛纸会带来幸运。四川省绵竹县的“迎春图”年画展示的是另一幅景象：春牛和芒神停放在公堂阶前，一个衙役半跪着展开一张红帖在向县官报告立春时刻的到来。县官下令打春。衙役用春杖戳破纸扎的春牛，牛肚中的五谷杂粮和小春牛纷纷落下。站在一旁的春官托起小春牛向县官大人表示庆贺。在这幅年画中，公堂威严肃穆，县官立于公堂之上发号施令，衙役们遵命鞭春，平民百姓只是悄然旁观而已。这里政治角色和礼仪角色高度统一，那么这个鞭春礼的礼仪活动实际上是礼俗化的政治活动。
鞭春之后便进行送春。在许多地区由乐队给乡绅送小春牛。这里小春牛和牛土牛纸的象征意义是相同的，但是，乡绅得到小土牛是乐队送，而民众要得到牛土必须自己抢。在同一种民俗事象中，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民俗事象的具体形态也有差别。送春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且具有其他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