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谈谈在史志记载中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不合的火把节的日期问题。
据介绍，南诏时期骠信的《星回节》诗最早载人（玉澳编事），后收人（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中。火把节的日期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方志中最早见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明。”万历（云南通志）、（南诏野史）及明清的一些方志中均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明朝杨慎（星回节）诗及《滇南月节词》中有“松炬荧荧宵作午，星回节令传今古”之诗句。
有人认为彝族火把节起源于彝族先民的“星回节”。而“星回节”又是根据天象时变的规律为约定的。它以观测太阳运动达最南端为冬至，达到最北端为夏至，冬季傍晚观测北斗柄正下指时为大寒农历腊月。夏季傍晚观测北斗柄正上指时为大暑农历六月。这冬夏两个节日分别订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和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彝族太阳历一个月为30天，它的五月约当汉族农历五月末至六月六日，它的十月约当汉族农历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若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往后推五个阴历月，再加5天过年日，共185天，便正好是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若遇到阴历闰年即把5天过年日改为6天，便正好是六月二十五日火把节。（参见陈久金、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上这种说法是目前解释星回节和火把节的关系问题中说的较多的一种。这种说法合不合理或是否是历史的真实，还要反复论证才能确认。
我们从“星回节”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和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两者之间的时间推算上来看，例如后推五个月之说很难成立，似乎是为了来凑合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难道可以任意将农历十二月往后推到农历六月？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火把节的日期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不合的记载除以上十二月说以外，有：
民国《昭通县志稿）：“八月初间为旧时火把节。”
（彝族天文学史）引乌谷话说：“新平县的灵邦镇鲁魁山是六月十八日过火把节。”
黄泊沧（节日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每年一到‘虎月’（农历七月），位于大凉山下的布拖坝子便老少云集，热热闹闹地过起了火把节。”
我们认为一般各地火把节的日期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之前五天和之后五天左右都是可能的，目前凉山各地情况也如此，虽然传统习惯是六月二十四日，但有些地方为了参加比村乡高一级的更大规模的火把节往往要提前几天小过。推迟过的情况较少一些，一般即使推迟也只能推迟一二天，如遇到天灾人祸时就错开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火把节日期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不合的记载，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关火把节的记载出自汉族文人之手，由于历史原因如交通、交往不便和民族间习俗不同等原因对彝族节日和有关传统文化不可能深人了解，多半道听途说互相传抄以讹传讹，此现象不仅古人有，连今天的文人墨客也有。例如1982年才出版的（节日的传说》，描写火把节的作者估计是亲自到了凉山布拖地区的，大家知道火把节庆祝活动最隆重的地方是布拖地区，它也是每年按照传统习惯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过火把节的地方，决不会在农历七月才过火把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差错呢？估计是作者只注意火把节的传说内容而未注意到火把节的日期，因为所有凉山彝族地区都习惯把各月份说成十二生肖的马月羊月，而不用数字的一月二月。例如农历六月在各地就有不同的说法，各种说法都与彝族月历有关。
从彝历月次比较中可以说明两点：
1.民间火把节来历的传说故事大都是夏季火烧庄稼害虫祈望丰收的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火把节是与农历六月庄稼成熟期相吻合的。
2.从古到今火把节日期应在猪月（农历）六月。而云南地区至少在宋代改彝历猪月（六月）为农历的十二月，故所以在文人的笔下火把节被写成了十二月十六日之星回节。他们只知猪月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另一种可能是把十一月或十二月的彝族年记述成星回节，而元明以后又把星回节说成火把节。
至此，我们从彝族不同月历的现象中，一方面看到彝族兽历其月历顺序与四大文明古国兽历都不同，却相当古老而独特，其中深奥的内涵的确值得研究。
现在可以回头再解答前面《节日的传说》中火把节的日期为什么写成虎月（农历七月）的问题了。大家从凉山所地地区月次比较表中一看就一目了然了。所地地区的“正月”是“鸡月”，数到“虎月”刚好是汉历的农历七月。但所地地区的火把节不是在虎月过，而是在虎月二十四日过。虎月也就是汉历的农历六月。
六月二十四，是火把节的代名词，我们从以上各地彝族对火把节的称谓可以得到证实。而这个“六月二十四”从文化渊源关系来看也是相当古老的。
印第安人的火把节为什么也是在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彝族有些地方为什么直接用“六月二十四”来称谓火把节？另外，根据以上彝族各方言区月历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
在古代，火把节都固定在猪月二一I一四日过，例如今天的凉山圣乍地区和云南巍山地区的猪月正好是汉历的农历六月。贵州赫章地区和云南路南地区的猪月正好是汉历的农历十月。云南墨江地区的猪月正好与汉历一致即农历十二月。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可以提出几点疑问，一是古代彝族猪月二十四过火把节，日期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部分文人根据“猪月”在汉历中是十二月，所以以汉族历法习惯将它记为十二月。不然无法解释古代在汉历十二月过火把节，而后来又改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过。二是如果这种说法不成立的话，古代的“星回节”和火把节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后期把火把节称作星回节统统都是张冠李戴。三是古代彝族历法到宋代时猪月仍是六月，火把节日期是六月二十四日，但《太平广记》
只是根据（玉溪编事）的记载将彝族年误载为星回节。
根据有关记载来看，将彝族年误载为星回节可能性是很大的。例如：
五代（玉溪编事》说：“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为之星回（太平广记）说：“南诏以十二月十六谓之星回节。”
（云南通志》：“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年节。”
（职贡图》：“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岁首。”
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南诏时不叫过年而叫“星回节”呢？
对此（禄劝县志》解释“星回节”的含义时说“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因为彝人过年一般在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举行，正好与汉族的星回时节时间相同，而汉族则过春节，与彝族年相差一至二月左右。所以只好借星回之名安在彝族年上。
许印芳被这种错讹现象所困惑，故说出“星回之者，盖取月令季冬之月星回于天之意，故诗有岁暮之句，又有河水梅开之交，与季末之火把节直有伏腊炎凉之别，安得谓火把节即星回节哉！”之感叹。在找不到任何答案时只能说“南诏国灭，星回之节已废，火节之兴，原以服忠武之威，表忠烈之德，历久而不废，奈何窃彼久废之虚名，冒兹威德之嘉辰，承讹踵谬，自欺欺人乎？”
可以说许氏的这些疑问和困惑正是反映了史志中所记载的无法解释的错讹问题。
彝族社会中有没有星回节？一般民间都没听说过这么一个节，彝文文献中也找不到一点踪迹。是不是古代彝族过星回节而后来“南诏国灭，星回之节已废”了呢？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在十二月过的节的话，相信也决不会因为本民族的政权兴亡而变化或废止。
虽然彝族地区根本就没有星回节，但在古代文人笔下却成为彝族节日的称谓代名词，归纳起来其称呼就是：前期成为彝族年的称号，后期成为火把节的称号。如下所示：
星回节（汉语词）。
唐宋时期—星回节一彝族年（十二月十六）。
元明时期—星回节“火把节（六月二十四）。
据了解，凉山彝族有关星星的传说中有“星回”之传说，但此传说知道者不多，也没有什么星回之节日，只是民间传说而已。
星回就是星星回来的意思，星回翻译于彝语的“机姑”。“机姑”就是星星回来了的意思。它的产生并不是起于北斗星的斗柄上指或下指，而是起于昂宿（昂宿彝语叫“痴苦”），也就是彝族二十八宿中时首星出现于天。“痴苦星”据传是古代地地家的七个女儿变成的。故事说很古很古的时候，有家名叫地地的彝族人家，有七个女儿，她们个个长得非常美，并且七姐妹很相好，亲如一人，都不愿意出嫁，因为出嫁了她们就不能天天生活在一起。后来，她们年龄渐渐大了，就怕有的先去世，有的后去世，给大家留下痛苦。因此，她们商定在同一时候七姐妹一起死。于是有一天，七姐妹一起跳人水中死了。七姐妹死后变成七颗星，出现在天空，成了“痴苦星”。“痴苦星”（昂宿）就是地地家七姐妹变的，所以又名地地家七女儿（昂宿与月亮并列出现在天空叫“它波”，所以痴苦星又名“它波星”）。她们变成星星后，天黑时从东边出来，有时早上从东边出来，形成七姐妹，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为了纪念她们的出现，就把地地家七姐妹天黑时出现的日子和天明时出现的日子分别定为机姑（星回节）。这样就一年产生了两个星回节。（参见罗家修《古今彝历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元明以后史志中星回节专指火把节。据了解，元代诗人文章甫诗中称火把节为“火节”，清朝康熙年间以后火把节的名称在史志中出现。在文人学士的笔下，有时还写作“星回节”。
我们认为要解决火把节日期和名称上的一些问题，史志所载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一方面要在彝族历史文化现象中和彝文文献中去寻找其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要参考有亲缘关系的有关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去寻找有关线索。
至此，火把节日期的奥秘已揭晓。
火把节的日期六月二十四日，按照凉山彝族的说法就是“猪月朔九夜”。如上所述，所谓“朔九日”就是初十五过后的第九天。
我们从众多古迹中可以看到“九”这个数字对彝族先民的影响力，有关“九”的数字在彝文文献中屡见不鲜。
“九”这个数字在彝族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神秘的数字，因此彝族火把节的日期竟然与之相关。
彝族火葬时放尸体的担架以柴为经纬做成梯状，男的要九根横木扎成，女的要七根横木扎成。焚烧尸体的柴堆，男的要架九层，女的要架七层，凉山彝区做原始宗教活动时，祭牲要围绕主人转圈以表示替罪，男的要转九圈，女的要转七圈，或者简略转圈的话，男的要转三圈，女的要转七圈。
凉山彝族谚语中出现“九”之句子较多，彝文文献中也出现不少“九”之数的句子。
彝文文献《爨文丛刻·指路经》：“柴火架九层，谷莫铺十层，米呢蒙七层。柴薪堆整齐，白脚亮晶晶，面容金晃晃，往火山而去。”
《大定府志》：“一曰倮罗，本卢鹿部，或称罗罗，或称乌蛮，或称罗鬼，一也……将死着衣，蹑草履，屈其膝，以麻绳缚之，……以柴为经，竹为纬织之，广一尺许，长若梯，铺之于梯侧，置其尸于上，男侧面左，女侧面右，不葬而焚，将焚，族党咸来……将焚之前，姻党群至，咸执火来。至则弃火，而聚其余炬于一处，相与携手吹芦笙，歌唱达旦，谓之跳脚也。及焚之日，鬼师祝告，椎牛数十头以祭。凡焚化先择地，择地之法，则以掷鸡子于其处而不破者为吉。筑土为台，高三尺许，覆大釜于其上，聚柴为九层楼，异尸于其上，横陈而侧置之。男面南而女面北，已而举火。既焚，以麻布为帐覆之。守之三日，乃去焚余及其灰，不能掩葬也。”文中的“聚柴为九层楼”即放尸的柴堆。
彝族的哲学观点认为一是天数，二是地数，即一为阳数，二为阴数，九又为单数即阳数之极，九九归一。所以“九”表示男性之数。
火把节象征父系氏族文化特点，所以选择朔九日为火把节可能暗示远古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
综上所述：彝族火把节的日期六月二十四日，即“猪月朔九日”。1.它是各地彝族统一的节日，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时期的古代氏族、部落的火—太阳自然崇拜时期；2。六月二十四也是美洲印第安人庆祝火把节的日子，两者日期如此吻合，文化现象也非常相似相同，多半不是偶然地巧合。人们可以从中领悟六月二十四火把节的历史；3.十二月十六日之星回节可能是一年一度的彝族年。
刘尧汉等在（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对彝族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从中也从侧面说明“星回节”在唐宋时期可能就是彝族年的间接证据。书中说：彝族新年，在已废除彝族太阳历而行用阴阳历的地区，它的过年日介于农历十月至正月的广大范围，很不统一。按理说，彝族阴阳历既然以农历为模式，就应以农历正月为新年。事实上，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例如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彝族地区，已大都与汉族同时过年。但与外界较为隔绝的深山地区，尤其是四川凉山地区，却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彝族新年极不统一。
（蛮书）说：“夜郎滇池以西，以十二月为岁首。”又说：彝族“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日内作乐相庆，惟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茹，如岁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
各家所说情况大都相似。这说明，自公元九世纪以后，彝族深山地区过新年的习惯一直是自行其是，极不统一的。我们认为，现在的彝族新年并不是彝族阴阳历所固有的，而是古老的彝族太阳历中新年节庆风俗的继续：“改年即用建寅之月。”这些地区的彝族阴阳历不用月序而用十二属相纪月，这十二属相的鼠月不是起自冬至前后，而是起自火把节，便是以上结论的证据。现在的所谓彝族新年，仅仅是保留了一个古老的祭祀祖先的日期和传统的民族节庆活动的日期。这一节日是由彝族太阳历的新年演变而来的。它既然与改年无关，那么再将它称作彝族阴阳历的新年就不大科学了，不如仍称星回节较为合适。
关于这一节日的日期，既极不统一，安排的方法也不科学。
所谓吉日凶日，完全是宗教迷信。解放后，由于贯彻了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国内各个兄弟民族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彝族内部各氏族部落之间因打冤家而结下的仇恨也早已得到解决，再也不存在不能同一天过年的思想基础。
至此，火把节日期的渊源得到合理的解释，但问题到此并未完结。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例如，星回节的名称与彝族年的内在因素有无联系？彝族六月二十四火把节和印第安人六月二十四火把节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古彝人文化中六月二十四深层的文化意义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大家去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