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朝代划分，春节真正成为一年中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庆典，当在隋唐至五代年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春节的庆祝礼仪、活动越来越繁盛，而且春节也逐步升格为一年中法定的最重要的节日。
据《隋书·礼仪志》记载皇家宫廷过春节的礼仪说：“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卤簿至显阳门外，入贺。复诣皇后御殿，拜贺讫，还宫。皇太子朝讫，百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诣西阶，解剑，升贺；降阶，带剑，复位而拜。有司奏诸州表。百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东房，有司奏行事讫，乃出西房。坐定，百官入就位，上寿讫，上下俱拜。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皇太子预会，则设座于御东南，西向。群臣上寿毕，入，解剑以升。会讫，先兴。”隋代宫廷年节的这种礼仪，被称为“正旦朝会”。
除了朝会，宫廷还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这种活动分为祭天、祭地两项。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南地北”，所以在都城南郊设“圆坛”祭天，而在都城北郊设“方坛”祭地。据《隋书·礼仪志》，每年的“正月上辛”，即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要在南郊的圆坛“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苔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冯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在北郊的方坛，用特牛“祀后地之神”，“以德后配”，“礼以黄琼制币”，“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iN山、蒋山、四海、四读、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祀天”和“祀地”活动并不在同一年举行，而是“间岁举行”，就是隔年轮流举行。在宋代，每年元日这一天，还要“郊祀昊天，以祈嘉谷”。
除夕日，当时称为“岁除”。这日晚，要在皇宫举行盛大的逐除疫鬼的滩仪活动。唐代诗人王建在《除夜》诗中是这样描写的：“金吾除夜进滩名，画挎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除此以外，皇帝还要设宴与大臣们欢庆。《新唐书》记载这种情况说“会岁除，中宗夜宴近臣”；《新五代史》称“是时岁除，出帝与近臣饮酒过量”；《宋史》记载“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等等。这些都说明，经过世代的传沿，年节这个节日愈来愈被人们重视，庆祝规模越来越来盛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它已成为官方朝政、祭祀、祈福的最重要节日了。
官方的倡导，更在民间引起波澜。正史中虽记载有限，历代文人却在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唐代著名诗人储光曦在《秦中守岁》诗中记载秦地（今汉中一带）除夕夜，一家人团圆守岁，“阂门守初夜，燎火到清晨”；张说在《京中守岁》中描述都城长安民间过春节的盛况说：“除夜清蹲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臂拂，醉坐和声歌”。与宫廷庆祝除夕举行大滩活动类似，民间也举行滩舞、滩戏活动，燃放爆竹。南唐诗人徐铁在《除夜》诗中的“预惭岁酒难先饮，更对乡滩羡小儿”以及薛能《除夜作》诗中“兰委残此夜，竹爆和诸邻”，都是昔日民间鞭炮震天、阖家团圆、佳肴佐酒、欢乐红火过年节的真实写照。唐代的诗人张子容在《除日》诗中说：“拾樵供岁火，贴牗，作春书”。所谓“牗 "，就是窗户；“春书”，就是用彩纸剪的各种吉祥图案；“贴牗作春书”，就是将剪的各种吉祥图案贴在窗户上，作为报春的喜讯。由此可知，早在唐代我国就已有了春节在窗户上贴剪纸的习俗盛行。
元日这一天，亲戚朋友互相走动问候的习俗，在当时被称为“贺寿”，即祝贺又长了一岁的意思。唐代诗人薛逢和白居易的诗中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述。薛逢在《元日田家》诗中写道“相逢但祝新正寿，对举哪愁暮景催”；白居易在《七年元日对酒五首》诗中称“庆吊经过懒，逢迎跪拜迟。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赢。”就是对当时元日拜贺情景的描述。
元日，亲朋好友在一起饮宴庆祝，称为“让春”。
由少者先饮，年长者后饮，“才酌屠苏定年齿，座中惟笑鬓毛斑”说的就是“让春”。儿童们在这一天还要穿上新衣，互相炫耀，所谓“燎火委虚尽，儿童炫彩衣”。薛逢诗中记述的“蛮磕出门儿妇去，鸟飞迎路女郎来”之句，便是反映当时过年女儿回娘家的习俗。这些描绘虽然不是历史的全貌，但可见当时年节热闹景况的一斑。
节日的发展和完善，是社会安定进步和繁荣的反映。隋唐是两个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封建社会重要阶段，经济发展，百业兴旺，这些因素，都为年节的形成和丰富莫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并确立“百节年为首”的地位。因此，我们将隋唐时代称为中华第一大节春节的形成期。所谓成熟和完善，是指民族的各个层次界别人士对年节的主旨有了统一的认识，对内容和形式有了规范固定的要求，各种礼仪和习俗已经形成完成体系，并作为独特的展示民族精神和个性的民俗事象代代相传。中国的年节实现这种目标，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直到宋元明清才可称为成熟和完善。
宋元明清时期，包括宋、辽、金、元、明、清六朝，历时951年。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这段封建社会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几乎是轮流担任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且少数民族还多于汉族。这种由不同民族首领担任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王朝，虽然也曾发生过大肆的杀戮和民族文化碰撞，但是最终都融汇到以儒家学说立国的洪流中。民族的交汇和文化的碰撞，不仅没有削弱中华传统文化和春节，而且还产生了互补和增强的现象。例如，过小年、祭灶的习俗，宋以前虽然早有雏形，但并不完备，直到北宋过小年的时间才确定在每年农历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宋代诗人范成大在《祭灶诗》对此详尽记述：“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
男儿酌献女儿避，醉酒烧钱灶君喜。脾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嗅。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诗中所叙的当时在祭灶中的种种习俗，与明清时的祭灶风俗已经基本相同了。
此外，这一时期还诞生了腊八粥、宰年猪等风俗。腊祭是古代一项重要的祭祀活动，《风俗通》记载说：“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汉改曰腊。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说明这个节日是个以猎物祭祀祖先为宗旨的活动，并由南北朝时始固定“腊月初八”日为“腊日”。佛教传入中国，将“佛祖成道日”也选在腊月初八这一日，干是每到这日佛寺便要熬粥供奉佛祖。这一习俗流传民间，民间也相应产生了吃“腊八粥”的习俗。陆游《岁末尽前数日偶题长句》有“釜粥芬香晌邻父，阑猪丰豚祭家神”之句，并且自注“腊月八日以粥相馈，北俗也。蜀人豢猪供祭，谓之岁猪”。同时，普天下在春节“吃饺子”、“吃年糕”、“挂红灯”、“贴对联”、“穿新衣”、“耍娱乐”、“做游戏”等年俗在明代也风靡盛行。节日内容的不断丰富，使年节呈现出越来越完整的体系，遂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
